在西安，紧贴城墙内侧的一圈巷道多以“顺城巷”命名，但在西安南城墙和平门与文昌门之间的顺城巷，却有一个独特的、也很著名的名字——下马陵。它的得名，缘于巷口附近的董仲舒墓。虽然近些年来，一些学者经考证，认为这里并不是真正的董仲舒墓，但那千百年来有关“过者皆下马”的传说，却已深入人心。
在董仲舒墓前下马
缘于对学者的尊敬
下马陵东起和平路，西至柏树林，长825米，宽5米左右，路面由青石板铺设，与近旁的城墙完美映衬。
尽管连接着西安城区两条繁华要道，下马陵却远没有和平路、柏树林那般热闹与喧嚣。夏日里，阳光照透了空气，洒在青石板上，时间在这里好像慢了下来，路边的行道树郁郁葱葱，为这份古朴、安静增添了绿色生机。纵使有汽车驶过，也像匆匆过客，车轮碾轧青石板发出的声音随着汽车的身影迅速远去，留下的，是路边悠闲聊天、打牌的居民。
沿下马陵向西走，不几步，北侧人行道上便可见一干休所围墙上嵌着一块文物保护碑。碑是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所立，上写“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董仲舒墓”，时间是“一九五六年八月六日”。围墙之内，有西汉思想家、儒学大师董仲舒的墓及为纪念他而设的董子祠和凉亭等，总占地2.16亩，树木丛生，环境幽静。董子祠靠南，内挂一幅董仲舒像。董子祠背后，是董仲舒墓冢。墓冢并不大，现存封土高约2.5米，直径约6米，四周由青砖围墙保护着，墓前立着一块墓碑。墓碑对面的墙根处，还堆放着一些残碑。
根据董仲舒墓文保碑上的记载，下马陵得名原因是：“昔汉武帝每幸芙蓉苑，至董仲舒墓下马”，后又经明清建园、重建、修缮，以示对这位西汉学者的尊敬。
据西安市文物局文物处工作人员介绍，这座董仲舒墓是经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于1956年公布的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主要由属地单位负责保护管理。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董仲舒墓究竟在何处，坊间流传版本并不一致，而在多位学者的考证中，似乎真正的董仲舒墓又在他处。
学者考证
真正董墓在茂陵
西北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张永禄，曾对董仲舒墓及下马陵进行过认真考证。他介绍说，董仲舒的葬地在何处，大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陪葬于汉武帝的茂陵；一说是在今和平门内下马陵。在这两种说法中，张永禄认可陪葬茂陵之说。
张永禄教授在他所著的《西安古城墙》一书中，对两种说法都作了说明。关于第一种说法，他在书中称：在北宋《太平寰宇记》中有记载，“董仲舒墓在（兴平）县东北二十里”。与此巧合的是，在如今的兴平市南位乡策村东南250米、茂陵东北652米处，恰有一墓冢。冢底部长71米，宽30米，冢高14.3米，被当地人称为“次冢”，相传就是董仲舒墓，这与《太平寰宇记》记录相吻合。同时，墓冢附近有一村庄，名叫“策村”，村中大部分村民都姓董，相传他们就是董仲舒的后裔。
关于第二种说法，张教授说出自唐朝李肇《唐国史补》里面记载：“旧说董仲舒墓，门人过皆下马，故谓下马陵，后语讹为蝦蟆陵。”而关于下马陵的位置，张教授解释，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外郭城·常乐坊》称：“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俗误以为董仲舒墓，亦呼为蝦蟆陵。”这里所指的蝦蟆陵，即在今西安东南郊沙坡村，现为西安交通大学校内东南，距西安城较远。
那下马陵又是怎么到了和平门里的呢？张教授说，这个还得从明代说起。据史料记载，明正德元年（1506年），陕西巡抚王珝先在西安城东南郊的蝦蟆陵处建董子祠。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陕西巡按都御史赵廷锡将城外“蝦蟆陵”处董子祠移建于西安城内今和平门内西侧路北，并在祠后起冢为坟，称作董仲舒墓。清康熙六年（1667年），咸宁知县黄家鼎在此重建祠堂三间，并在大门外立石，上书“下马陵”三字，门额刻“董子祠”三字。从此，和平门里下马陵的说法，一直延续到现在。
据陕师大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红帅介绍，现今和平门里下马陵的位置，在唐代，位于皇城之外，外城郭之内，属坊里。
张永禄教授如是总结：“根据大量史料考证，我认可第一种说法，真正的董仲舒墓应该在兴平茂陵，而和平门里的董仲舒墓其实是后来明朝人移祠后建造的。”
通过对许多相关著作的查询，记者发现，一些多年从事文史研究的学者，考证后也和张永禄教授持类似观点。
千百年来下马陵
已然成为一种文化载体
同样，原西安市地名委员会顾问、地名专家葛慧老先生对此也做过探究。他发现，下马陵最早出现在唐人韦述的《两京记》中，但在唐代的史籍诗赋中虽一再被提及，却从来没有说到具体位置。较详细的方位说明在宋《长安志》中，里面有“蝦蟆陵在万年县南六里”的记载，这个位置即现在西安交大东南侧。而今和平门里的下马陵，是明代扩大西安府城后，将墓移至城内建董子祠，此后，那里便开始叫下马陵。这与张永禄教授相关考证时间一致。
也许正是因为误传与迁移重建，使下马陵及董仲舒墓蒙上了一缕历史的迷雾，更耐人寻味。不过，正如葛老所言，对于下马陵的探究，旨在了解古人的一种“尊敬文化”意识，和平门里下马陵不单是一处地名，它更大的意义在于传承着一种文化，担负着传递文化信息的责任，它让后人看到了古代上至皇帝，下至门人，尊敬学者、尊敬知识的文化传统，要将它看作这种文化传承的生动载体。它是否是真实的董仲舒墓地，倒不是非常重要了。
抗战时期
胡宗南曾在下马陵居住办公
而下马陵的故事并未止于古代。在抗战时期，它还在西安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曾从事西安档案、史志工作的西安市文联王民权先生介绍说，抗战期间，国民党重要军事将领胡宗南曾在下马陵居住、办公，并在那里接待过众多要员，直到1949年5月离开西安。据了解，那期间，胡宗南住在下马陵附近的东仓门一号或董子祠。在那里会见招待过的高级官员、政界要人有蒋经国夫妇、戴笠、美军驻华司令官魏德迈以及美国“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等。为防备日军空袭，胡宗南在城墙内修建了防空洞，当时的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等大员都在那里躲避过空袭。1940年，蒋纬国从德国军校毕业后来到胡宗南部下，也住在下马陵，并在那期间和西安大华纱厂厂长石凤翔之女石静宜结婚。
另据葛老介绍，1966年，下马陵还曾改名为爱国巷，1972年又重新恢复了下马陵的名称。
民间记忆
从坑洼的黄土路到平整的石板路
说起下马陵，附近老住户马淑娥有一肚子话要说，“以前这里是土路面，家家都得备胶鞋；以前街上没路灯，晚上一个人不敢在那儿独行；城墙也黄土裸露，附近成片的平房乱糟糟……”
马淑娥今年64岁，自1969年结婚后，在下马陵附近一住就是四十多年，这里有她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记忆。她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城市发展中，下马陵这一带的一次次变化。马淑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下马陵就是一条黄土路，又窄又坑洼，一下雨泥泞难行，胶鞋成了家家必备的生活用品。除了路况差，在很长的时间里，下马陵根本没有路灯，太阳落山后，就成一条背街小巷，黑洞洞的，晚上不敢一个人从那里走的。大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下马陵街上竖起了盏盏路灯，土路也变成了平坦的柏油路，又从黑灰的柏油路换成了颇有古朴感觉的青石板路。
要说这些都是外部环境的话，那1984年左右进行的平房改造工程，可是直接改善了众多像马淑娥一样的住户的居住条件。“我们是1984年开始平房拆迁的。在此之前，下马陵这片全是一片片土坯平房，大家共用旱厕，共用水管，不方便是肯定的。”马淑娥说，至今她还记得1983年一个阴雨天，才中午1时左右，天就阴黑了，下起了瓢泼大雨，水都灌进了房子里。而这一切等她1986年搬回来时全变了，崭新的楼房，独立的卫生间，居住在下马陵的居民们从此开始了一种新生活……
小时候最爱到下马陵爬城墙
严格意义上讲，58岁的段建秦女士现在不算是下马陵的居民。但是，下马陵对她来说，意义却不一般，因为她不仅小时候生活在附近，现在又轮回似的回到这里工作，毫不夸张地说，每天她都要在那条青石板路上走几个来回。
段建秦是东仓门社区主任，社区办公室就在紧邻下马陵路边的一栋楼上，出门就是下马陵，抬眼就是城墙。“不知道是和这儿有缘还是怎么的，小时候在这儿玩，如今又在这里工作，真是巧！”说到这缘分，段建秦不由地笑了笑。提到董仲舒墓，段建秦说从小就知道，也大致知道其人其事。在她印象中，董仲舒墓曾处于低洼地带，保护得也没现在这么好，大约在1983年，干休所在此修建，董仲舒墓附近从此成了现在的模样。如今，虽然极少去过巷口的董墓，但段建秦说，心里总是感觉到这里与其他地方有不同之处，每每经过时，总不由得向那围墙多望几眼。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五六岁的段建秦住在离下马陵不远的另一条巷道里。那时，娱乐设施普遍匮乏，可以爬高上低的下马陵就成了她和同伴们最爱的乐园。据段建秦回忆，那会儿城墙还没有重修，不仅黄土裸露，而且墙体上有不少大洞，甚至里面住着人，她们常去那里爬城墙，大家叫啊、笑啊，沉默的下马陵记录了那个年代多少孩子最本真的童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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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 西汉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儒学家。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体系及故里等方面的文化，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