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9年重建地坛西门“广厚街”牌坊，到2004年永定门城楼原址复建、2007年正阳门外五牌楼原址重建，再到最近的香山寺景区复建后开放，北京近30年来陆续恢复或重建了很多历史景观。但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种重建的“假古董”不仅是毫无文化价值的赝品，而且破坏了历史的真实性。随着新公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中特别强调的“老城的保护与复兴”话题引发人们热议，关于古迹重建也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那么，“老城的保护与复兴”到底需要不需要重建古迹？北京古代建筑研究所原所长王世仁先生的观点是：“保护”的主要对象是现有的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和历史景观等实物遗存；而“复兴”则重在重现历史载体、历史信息和历史风貌。因此， 古都的“复兴”离不开古迹重建……
对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至今在主流社会仍然是以1964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颁布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威尼斯宪章》）为基本准则。这个《宪章》的核心理念是在保护、修复古迹时必须保存它们现存的真实性，绝对禁止复原重建。这实际上是一个以欧洲砖石结构建筑为主要对象、具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观为导向的准则。但是运用到类似中国、日本、朝鲜等国家以木结构为主，又经常改建重建的古迹时就出现了尴尬：哪个年代、什么状态的算是原来的“真实性”?多次改建、重建过的史迹是不是就失去了“真实性”?为此，1994年许多国家的代表在日本奈良开会，通过了一个叫《关于文化遗产真实性的奈良宣言》，获得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认可并公布于世。《宣言》旗帜鲜明地指出，对“真实性”的检测要“尊重每个社会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保护遗产的目标主要是保护它们的文化价值。也就是说，遗产的“真实性”不仅指现存的实物形式是真实的，更重要的是它所承载的文化内容是真实的。《宣言》公布后，引发不少国家通过重建已经消失的古迹再现其历史价值的潮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但是，因特殊情况需要在原址重建的”,要逐级通过主管部门审批。这个规定在执行上明显地缺乏科学论证，一是主体客体都不明确，“不可移动文物”除了国家各级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和指定保护的对象以外，其他的由谁来指定“不得在原址重建”?二是“特殊情况”如何界定？从实际情况来看，国家批准的“特殊情况”多数是红色遗迹。像圆明园等遗址，国家批准的规划则是可以重建原有建筑的十分之一（约1.2万平方米）；香山是全部恢复二十八景……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批准的承德避暑山庄整修计划中，则规定了不少要求重建的项目。
由于法规的泛指性，出现了许多原址重建的项目，它们原来没有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可以不受文物法规约束，但又是不可移动文物，有文物的属性，文物主管部门可以过问，而现实中由于历史文化复兴的需求，公众的呼吁，把它们恢复起来势在必行。这就出现了在文物保护、文化复兴、城市建设三者夹缝中重建古迹的现象--重现历史文化景观。于是，北京从1989年重建地坛西门“广厚街”牌坊起，陆续恢复了中轴线上的永定门、天桥、五牌楼、大高玄殿前牌坊、外城东南角楼、前门大街古店铺等历史景观。应该说，对这些古迹的重建是很慎重的，所有项目都经过严格的考据，反复论证，尽可能接近原状。
这种重建是在造“假古董”吗？我认为，建筑物是公共产品，不是私人或博物馆藏品，除了少数年代特别久远珍稀的遗存外，大多数不能当作“古董”被收藏，特别是在中国，更多是作为历史事件、社会生活、典章制度、王朝更迭的见证向公众展示。它们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是见证历史的载体，它们的真与假首先要看所承载的历史是真是假，而不是现在实物的时间是真是假。当然，时下有些地方确实在造假古董，例如，某某好汉聚义的山寨，某某名妓待客的青楼……不但形式是假的，故事情节也是编造的，当然不属于文化复兴。
外国是如何修复古迹的
日本：再现古都奈良药师寺西塔
日本的史迹保护理念与欧洲主流完全背道而行，他们追求的“真实性”是“最原始”的状态，不但对现存古迹经常解体重构，拆去后代增加的和改变的部分，恢复到初建时的状态，而且还要找到原始遗址，把消失了上千年的建筑重建起来，古都奈良就有不少范例。
奈良是日本古都平城京所在地，它的城市格局和宫殿形式都仿自中国隋唐时期的长安，主体遗址通过考古发掘已展示出原有形态，并作出不同形式的标示，前些年又把皇城正门朱雀门和东宫花园在原址建造起来。它们的位置和平面有真实的遗址存在，但上面的形式只能依据学术考证作出推测性设计，很难说是不是真实的“唐风”原状。但因建在真实的原址上，其文化意义远超形式意义，近年来又酝酿把已是废墟的正殿恢复起来。
药师寺是奈良的重要标志，它原有东西两座方形木塔和大殿金堂，后遭火灾西塔焚毁，金堂也残圮严重，前些年在原址上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重建了西塔，金堂也在恢复中。西塔形式有东塔为依据，金堂却有不少推测创造。模仿也好，创造也罢，只要保存了寺院的文化意义，形式并不重要。
俄罗斯：恢复莫斯科红场西入口双拱门原貌
俄罗斯对待文化史迹的原则是，消失的重建，残破的修新，全部保留历史原状。
圣彼得堡是沙俄时期的首都，历史遗迹最多，郊区的夏宫更是辉煌壮丽，但在德国法西斯入侵时大多被毁。胜利后一步一步按原状修复，基本上重现了普希金笔下皇宫的气派。为了恢复被德国法西斯剥去掠走的琥珀厅镶嵌的几万块琥珀，专门开矿凿磨恢复原状。在大量的古迹恢复工程中，莫斯科红场西入口的双拱门影响较大，上世纪30年代，为了阅兵通畅被拆除，50年后又在原址恢复起来，成为红场的新地标。在上世纪初，还“恢复”了一座大教堂，原来的教堂是什么样子已无从考证，完全是新设计的仿古形式。
美国：复建17世纪殖民时代三座首府
美国的文物保护虽然有国家标准，但只有为数不多的联邦和州属土地上的史迹受到有效管控，其他大部分是私有财产，所以许多古迹修得五花八门。而且，美国是讲究实用主义的国家，为什么要保护历史遗产？答案是：供公众游览参观。历史上的美国什么样？发生过什么事件？城市、乡村中的美国人怎么生活？基于这种理念，美国出现了不少恢复起来的古城，最着名的是17世纪殖民时代的三座首府：马里兰州的圣玛利古城址、弗吉尼亚州的安那波利斯城和威廉斯堡城。圣玛利已全部成为废墟，但它是英国殖民者初次登陆的首府，所以仿造了几座古作坊、古住宅代表初始城市形式，这些“史迹”都是按照文字记述和书籍插图设计复原的，是不是原来的状态已不重要。相比之下，弗吉尼亚州的两座古城规模要大得多。在安那波利斯还保留了一些有人居住的老住宅，但公共建筑和商业店铺完全是恢复重建的，有些还是老构件重新装配的。威廉斯堡是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把全城买下的私产，因此把当时所有有代表性的建筑全部重建或修复起来，除教堂、法院、监狱、政府、邸宅以外，还有奶酪、饼干、面包、印染、铁木、制陶等各类作坊，囚犯示众的木枷也展示在街上，游人可以“以身试法”.此外，美国西部荒漠中还有一些印第安人的“保留地”村镇，由于不适合现代居住要求，原住民的住所大部分已无存。近些年由于旅游者增多，很多地方按旧时式样恢复起来，但基本是凭传说和想像而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