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叛徒中，投敌后做特务的很多，如张国焘，在军统局做了戴笠手下的特种问题研究室主任。在数十年的国共斗争中，安排中共叛徒做特务，也是国民党方面的常用手法。这些做了特务的叛徒，在特务机关里或高或低都有一定的职务，但真正在军统、中统系统中做特务做到首脑级别的叛徒，唯有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的郭潜。

曾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

    郭潜，祖籍广东梅县丙村镇。长征结束后，他被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同时在抗大兼任政治教员。在此期间，郭潜曾负责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

    1938年1月，中央抽调郭潜在内的100多名干部随同张云逸前往南昌，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郭潜担任东南分局秘书长。不久，经中共中央批准江西省委成立，郭潜先后任省委秘书长、书记。1940年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成立，一年后，郭潜调任南委组织部长，由福建调来谢育才接替他原来的工作。1941年7月，谢育才到达江西省委所在地安福山时，发现江西省委所属党组织除赣西南特委之外，都遭到了破坏，但在此前郭潜给中央和南委的报告中并没反映这些情况。

    1942年5月26日郭潜被中统特务逮捕，随即叛变。当晚，郭潜就带着特务破坏了粤北省委机关，并带着特务于5月30日赶到乐昌，逮捕了由香港撤退回来的中共南方局委员廖承志。随后，郭潜又带领特务前往南委机关所在地，逮捕了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后牺牲）和宣传部长涂振农等一批党员。在破坏南委机关后，郭潜又带领特务前往广西，破坏了广西的地下党组织。

成为中统局“中共问题专家”

    在完成对南委的破坏后，郭潜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并恢复使用本名“郭乾辉”.他挖空心思地编造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宣称这个所谓的非常委员会已经召开了代表大会、发表了宣言，制造出中共分裂的假象。中统头子徐恩曾对此非常满意，派了很多特务在重庆、贵阳、西安乃至陕甘宁边区附近散布这个宣言，企图造成中共内部的混乱。这个谣言没有奏效，郭潜由心理作战转为人身攻击，编写出攻击污蔑中共的《新红楼梦》等小册子。通过这些工作，郭潜成为了中统局的中共问题专家。1947年，他在中统局改编的特务机关党员通讯局中，已经升任负责中共工作的研究处副处长。1948年7月，郭潜被派任党员通讯局直属天津通讯处处长。到任伊始，郭潜就把搜捕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当做首要工作，仅在8月20日的大逮捕行动中就抓了55名进步学生。

指挥特务破获地下党组织

    1948年底郭潜逃往南京，后被派往台湾工作，担任台湾省调查处处长，为国民党逃台初期稳定局面做了很多工作。1950年春，以蔡孝乾为首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及所属组织被国民党保密局破获，在大搜捕中幸存的党组织和党员重建了领导机构，进一步转入地下。经过精心策划，1952年4月，郭潜指挥特务一举破获了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此案被称为“重整后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是调查局在台湾破获的最大一起中共地下党组织案件，郭潜也因此得到蒋介石父子的青睐。1958年4月，郭潜升任调查局副局长，真正进入了特务机关的最高层。以中共叛徒身份成为特务机关的首脑，这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1964年6月，沈之岳调任调查局局长，郭潜即辞去副局长职务。郭、沈二人有着不为人知的“师生之谊”.早在1937年，沈之岳奉戴笠之命潜赴延安，进入抗大二期就读时，郭潜正在抗大任教，讲台上下，想必他们也会有些接触，只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竟然会殊途同归，都成了特务头子。

变身“学者”攻击中共

    卸任副局长的郭潜还是很受蒋经国赏识的，据说当时蒋经国提出了几个可供他选择的职位，最终他选定了去国际关系研究所当副主任。他改名为“郭华伦”,摇身一变成为“学者”.国际关系研究所是国民党逃台后成立的半公开性质的情报机关，专门研究大陆问题。

    1969年，作者署名为郭华伦的4卷本《中共史论》在台北出版，该书大量采用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的“荟庐”资料室秘藏的中共原始资料，因此引起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而由于他的反共立场，这本书充斥着大量不实之词；他假托“陈然先生”之口的回忆，更是真假莫辨，很难为史学界所采纳。

    郭潜凭借着自己的“学者”身份，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共。只是到了晚年，郭潜面对中共领导下大陆地区蓬勃发展的局面，内心也颇为矛盾。据《北方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