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没有咒骂过驿站长，谁没有同他们骂过架？谁没有在气愤的时候向他们索取过那本致命的簿子，以便在上面写下自己对他们的压制、粗暴和怠慢的无济于事的控诉？谁不把他们当做人类的恶棍，相当于过去衙门里的师爷，或者，至少也和摩罗姆的强盗无异？但是，我们如果公平一些，尽量为他们设身处地着想，也许，我们批评他们的时候就会宽容得多。什么是驿站长呢？一个真正的、十四品的受苦受难者，他的官职只能使他免于挨打，而且也并非永远能做到（我可以请我的读者的良心来作证）。维亚捷姆斯基开玩笑称他是独裁者，他的职务是怎样的呢？是不是真正的苦役？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旅客把在枯燥乏味的旅行中积聚起来的全部怨气都发泄在驿站长身上。天气恶劣，道路难行，车夫脾气犟，马不肯拉车--都成了驿站长的过错。旅客走进他的贫寒的住所，像望着敌人似地望着他。要是他能赶快打发掉这个不速之客，还好；但是如果碰上没有马呢？……天哪！怎样的咒骂、怎样的威吓会像雨点般的落到他的头上啊！他得冒着雨、踩着泥泞挨家挨户奔走。他在暴风雨中，在受洗节前后的严寒中避进门厅，只是为了休息片刻，躲避激怒的投宿客人的叫嚷和撞搡。来了一个将军，浑身发抖的驿站长给了他最后的两辆三套马车，其中包括一辆急行车。将军连谢也不谢一声就走了。过了五分钟--又是铃声！……一个信使把自己的路条往他桌上一扔！……如果我们把这一切好好地仔细想一想，那么代替愤懑，我们心里就会充满真挚的同情。再说几句话：在连续二十年里，我走遍了俄罗斯的东西南北。差不多所有的驿道我都知道；好几代的车夫我都熟悉，很少有驿站长我不面熟；很少有驿站长我不曾跟他们打过交道。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所积累的饶有趣味的旅途见闻能够问世。目前我只能说，舆论对驿站长阶层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这些备受诽谤的驿站长，一般说来都是和善的人，生性愿意为人效劳，容易相处，对荣誉看得很淡泊，不太爱钱财。从他们的言谈（不巧得很，过路的老爷们却瞧不起这种言谈）中，可以汲取许多有趣的东西，得到许多教益。至于我呢，我是宁愿听他们谈话，也不要听一位因公外出的六品文官的高谈阔论。
不难猜到，我有一些朋友就是属于可尊敬的驿站长阶层的。真的，关于一个驿站长的记忆对我是很珍贵的。情况曾使我们一度接近过，关于他，我现在准备同亲爱的读者谈谈。
一八一六年五月，我曾经乘车在一条现在已经废弃的大道上经过某省。我官卑职小，只能乘驿车，只付得起两匹驿马的租钱。因此驿站长们对我并不客气，我常常要用战斗才能得到照我的看法是我名份得到的东西。由于少年气盛，要是驿站长把给我预备的三匹马套到一位官老爷的马车上，我对他的低贱和胆怯就感到愤慨；在省长的宴会上，如果善于逢迎的仆人上菜时把我漏掉，我也总是耿耿于怀。如今呢，我觉得这两件事都是理所当然的了。真的，“官官相护”是一条大家称便的规律，如果用另一条规律，比方说，用“惺惺相惜”来代替它，那我们会碰到什么事呢？会发生怎样的争论啊！仆人上菜又从谁开始呢？但是我要讲我的故事了。
是一个炎热的日子。离某站三俄里的地方开始落下稀疏的雨点，转眼之间，倾盆大雨已经把我淋得浑身湿透。到了驿站，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赶快换衣服，第二件事是给自己要一杯茶。“嗳，杜妮亚！”驿站长叫道，“生好茶炊，再去拿点奶油。”一听到这两句话，从隔扇后面出来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跑到门厅里。她的美使我吃惊。“这是你的女儿吗？”我问驿站长。“是我的女儿。”他带着得意洋洋的神气回答说，“这么聪明，这么麻利，跟死去的母亲一模一样。”这时他动手登记我的路条，我就来欣赏点缀他那简朴而整洁的住屋的图画。它们画的是浪子回家的故事：第一幅画上画着一个头戴尖顶帽、身穿长袍的可敬的老人给一个样子浮躁的青年送行，青年人急匆匆地接受他的祝福和一口袋金钱。另一幅画以鲜明的线条画出一个年轻人的放荡行为：他坐在桌旁，一群虚情假意的朋友和无耻的女人围着他。再往下，一个把钱挥霍尽了的青年人衣衫褴褛，戴着三角帽在喂猪，并且和猪分食；他脸上露出深切的悲伤和忏悔。最后画着他回到父亲那里。仍旧戴着尖顶帽、穿着长袍的、慈祥的老人跑出来迎接他。浪子跪着，远景是厨子在宰一头肥牛犊，哥哥向仆人们询问这样欢乐的原因。在每一幅画下面我都读到相应的德文诗句。这一切，也像那几盆凤仙花、挂着花布幔帐的床，以及当时围绕着我的其他物件一样，至今还保存在我的记忆中。五十来岁的主人本人，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绿色长礼服上用褪色的绶带挂着三枚奖章，现在还历历如在目前。
我还没有跟我的老车夫把账算清，杜妮亚已经拿着茶炊回来了。小妖精看了我第二眼就察觉了她对我产生的印象；她垂下浅蓝的大眼睛。我开始同她说话，她很大方地回答我，像个见过世面的姑娘。我请她父亲喝一杯潘趣酒，给杜妮亚一杯茶，我们三人就聊起天来，仿佛认识很久似的。
马匹早就准备好了，可是我仍旧不愿意同驿站长和他的女儿分手。最后我同他们告别了；父亲祝我一路平安，女儿送我上车。到门厅里我停下来，请她许我吻她一下。杜妮亚同意了……
从我做这件事以来，我可以数出许许多多的亲吻，但是没有一次亲吻曾在我心中留下这样悠长、这样愉快的回忆。
过了几年，情况又把我带到那条大道，使我重临旧地。我想起老驿站长的女儿，想到又可以看到她而感到高兴。但是，我想，老驿站长也许已被撤换，杜妮亚大概已经出嫁。我的头脑里也闪过他或她会不会死去的念头。我怀着悲伤的预感走近某站。马停在驿舍旁边。一走进房间，我立刻认出了描绘着浪子回家的故事的画，桌子和床还放在原来的地方。但是窗台上已经没有花，四周的一切都显示出破旧和无人照管的景象。驿站长盖着皮袄睡着，我的到来把他惊醒，他稍稍抬起身来……这正是西米翁·维林，但是他衰老得多么厉害啊！在他准备抄下我的路条的时候，我望着他的灰发，望着他那好久没有刮过胡子的脸上的深深的皱纹，望着他那驼背--不能不感到惊奇，怎么三四年的功夫竟会把一个精力旺盛的汉子变成一个虚弱的老头。“你认得我吗？”我问他，“我和你是老相识了。”“可能，”他阴沉地回答道，“这里是大路，来往旅客到过我这里的很多。”“你的杜妮亚身体好吗？”我继续问。老头的眉头皱起来了。“天知道她。”他回答说。“那么她是嫁人了吧？”我说。老头装做没有听见我问的话，继续轻声念我的路条。我不再问下去，吩咐烧茶。好奇心开始使我不安，我希望潘趣酒能使我的老相识开口。
我没有想错，老头没有拒绝送过去的杯子。我发觉，罗木酒扫清了他的阴郁。一杯下肚，他变得爱说话了。不知是他记起来了呢，还是装出记起我的样子，于是我便从他口中知道了当时强烈吸引了我并且使我感动的故事。
“这样说来，您认识我的杜妮亚吗？”他开始了，“有谁不认识她呢？唉，杜妮亚，杜妮亚！是一个多么好的姑娘啊！以前，凡是过路的人，都要夸她，谁也不会责备她。太太们有的送她一块小手帕，有的送她一副耳环。过路的老爷们故意停下来，好像要用午餐或是晚餐，其实只是为了多看她几眼。不管火气多么大的老爷，一看见她就会平静下来，亲切地同我谈话。您相信吗，先生：信使们跟她一谈就是半个钟头。家由她管：收拾屋子啦，做饭啦，样样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我这个老傻瓜，对她看也看不厌，有时，连高兴都高兴不过来；是我不爱我的杜妮亚，不疼我的孩子呢，还是她的日子过得不称心呢？不是，灾祸是免不了的；命中注定是躲不掉的。”于是他开始向我详细讲述他的痛苦。三年前，在一个冬天的晚上，驿站长在新的簿子上划格子，他的女儿在隔扇后面给自己缝衣服，这时候，来了一辆三套马车，一个头戴契尔克斯帽、身穿军装外套、裹着披肩的旅客走进来要马。马都派出去了。一听到这个消息，旅客就提高嗓门，扬起马鞭。见惯这种场面的杜妮亚，从隔扇后面跑出来，殷勤地问那个旅客，要不要吃点什么？杜妮亚的出现起了它惯有的效用。旅客的怒火烟消云散了，他同意等待马匹，并且要了晚餐。旅客脱下毛茸茸的湿帽子，解下披肩，脱掉外套，原来是一个年轻的骠骑兵，体格匀称，蓄着黑口髭。他坐到驿站长旁边，开始高高兴兴地同他和他的女儿交谈。晚餐端上来了。这时有几匹马回来了，驿站长吩咐不用喂食，马上把它们套在旅客的车上。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却发现那个年轻人躺在长凳上，几乎失去知觉：他感到非常不舒服，头痛得厉害，不能上路……怎么办呢？驿站长把自己的床让给他，并且预定如果病情不见好转，第二天一早就派人到C地去请医生。
第二天，骠骑兵的病情更恶化了。他的仆从骑了马到城里去请医生。杜妮亚用醋浸的手帕包扎他的头，坐在他床边做针线活。当着驿站长的面，病人直哼，几乎一言不发，但是却喝了两杯咖啡，并且哼哼着要了午餐。杜妮亚没有离开过他。他时刻要喝水，杜妮亚就把她做的柠檬水端给他。病人润着嘴唇，每次递还杯子的时候，都用他的无力的手握握杜妞什卡的手，表示感谢。午餐前医生来了。他摸了摸病人的脉，用德语同他谈了几句，然后用俄语宣称，病人只需要静养，过两三天就可以上路。骠骑兵付给他二十五个卢布作为出诊费，并请他用午餐。医生同意了，两人的胃口都很好，喝了一瓶酒，才彼此非常满意地分别。
再过一天，骠骑兵精神完全恢复了。他非常高兴，不停地一会儿同杜妮亚，一会儿同驿站长开玩笑。他吹着曲子，同旅客们交谈，把他们的路条登记在驿站册子上。他大大博得了好心的驿站长的喜欢，到了第三天早上，驿站长竟舍不得同他亲切的客人分别。那天是星期日，杜妮亚预备去做午祷。骠骑兵的马车拉来了。他同驿站长告别，为了在这里又吃又住，重重地赏了驿站长。他也同杜妮亚告别，并且表示愿意送她到村边的教堂。杜妮亚犹豫不决地站着……“你怕什么？”父亲对她说，“大人又不是狼，不会把你吃掉；你就坐车子去教堂吧。”杜妮亚上了车挨着骠骑兵坐下，仆人跳上赶车的座位，车夫吹了一声口哨，马儿就奔驰起来。
可怜的驿站长不明白，他怎能让他的杜妮亚同骠骑兵一起出去？他怎么会瞎了眼，真是鬼迷了心窍。过了不到半小时，他的心已经开始作痛了，作痛了。他感到六神不安，忍不住自己也跑去做午祷去了。到了教堂跟前，他看到人们已经散去，但是杜妮亚既不在围墙边，也不在台阶口。他急忙走进教堂：神父正从祭坛上走出来，教堂执事在吹灭蜡烛，有两个老妇人还在角落里祈祷，但是杜妮亚却不在教堂里。可怜的父亲好容易才下决心去问教堂执事，她有没有来做过午祷。教堂执事回答说没有来过。驿站长半死不活地走回家去。他只留下一个希望：也许，杜妮亚因为年轻不懂事，竟忽发奇想，乘车到下一站去看她的教母去了。他在痛苦的激动中等待他让她乘坐的那辆三驾马车回来。车夫没有回来。最后，到傍晚时分，车夫独自醉醺醺地回来了，带来了骇人的消息：“杜妮亚从那一站跟着骠骑兵走了”.
老头受不住自身的不幸，他立时倒在那个年轻骗子昨夜躺过的床上。现在驿站长回想一切情形，猜到病是假的。可怜的人儿患起了极其厉害的热病，他被送到C城，派了一个人暂时来代替他。给他治病的就是给骠骑兵看病的那个医生。他对驿站长确凿有据地说，那年轻人身体完全健康，当时他就猜到他是不怀好意，但是因为怕他的鞭子，所以没有作声。德国人的话不知是真的呢，还是只想夸耀自己有先见之明，但是他的话丝毫安慰不了可怜的病人。驿站长的病体刚好，他就向C城的邮政局长请了两个月的假，对任何人都不提自己的意图，步行去找寻女儿去了。他从路条上知道骑兵大尉明斯基是从斯摩棱斯克去彼得堡。给他驾车的车夫说：杜妮亚一路啼哭，尽管她似乎是自己情愿去的。“也许，”驿站长想道，“我能把我的迷途的羔羊带回家来。”他怀着这个念头到了彼得堡，在伊兹马伊尔军团一个退职的上士，他的老同事家里住下，就开始四下寻找。不久他就打听出来，骑兵大尉明斯基是在彼得堡，住在杰摩托夫饭店。驿站长决定去看他。
一清早，他来到明斯基的前厅，请求通报大人，说有一个老兵求见。一个勤务兵在擦用鞋楦撑着的皮靴，他说主人在睡觉，十一点钟以前不接见任何人。驿站长走了，到指定的时间又回来。明斯基穿着晨衣、戴着红色小帽亲自出来见他。“老兄，你要什么？”他问他。老头的心沸腾起来，泪水涌到眼睛
里，他只是用颤抖的声音说出来：“大人！……请行行好吧！……”明斯基迅速地瞥了他一眼，脸一红，就抓住他的手，把他带到书房里，随手关上门。“大人！”老头接下去说，“过去的事情就算了；至少，请您把我可怜的杜妮亚交给我吧。您已经把她玩够了；别平白无故地毁了她吧。”“生米已成熟饭，无法挽回了，”年轻人极度惶乱地说，“我对不起你，很希望求得你的宽恕。可是你别以为我会抛弃杜妮亚：她会幸福的，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要她做什么？她爱我，她对以前的环境已经不习惯了。无论是你是她--你们都忘不掉发生过的事情。”接着，他把一样东西塞到他的衣袖里，打开了门，驿站长自己也不记得，他是怎样到了街上的。
他呆呆地站了好久，最后在自己衣袖的折袖里看到一卷纸；他抽出来打开一看，是几张揉皱的五十卢布的钞票。泪水又涌到他的眼睛里，是愤慨的泪水啊！他把钞票揉做一团，扔在地上，又用鞋跟踩了一脚，走了。……走了几步，他停了下来，想了一想，又回转身来。……但是钞票已经不见了。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人一看见他，就奔向一辆出租马车，急忙坐上车，喊道：“走！……”驿站长没有去追他。他决定回自己的驿站，但是先要看看他的可怜的杜妮亚，哪怕看一次也好。为了这，两天之后，他又回到明斯基那里；但是勤务兵厉声告诉他，主人不接见任何人，胸一挺就把他挤出前厅，冲着他的脸砰地关上了门。驿站长站了一会，只好走了。
就在这一天晚上，他在“一切悲伤的人们”教堂做过祈祷，在李吉伊区上走着。忽然他前面驰过一辆华丽的马车，驿站长认出了明斯基。马车在一座三层楼房的大门口停下，骠骑兵就跑上了台阶。驿站长的头脑里闪过一个侥幸的念头。他折了回来，同车夫并肩站住。“老弟，是谁的马？”他问，“不是明斯基的吗？”“正是，”车夫回答，“你要什么？”“是这么回事：你的主人吩咐我送一张字条给他的杜妮亚，可是我把他的杜妮亚住在哪里忘记了。”“就在这儿二层楼上。你同你的字条都来晚了，老兄，现在他本人已经在她那里了。”“不要紧，”驿站长表示不同意，他心里激动得不可名状，“谢谢你的指点，可是我还要把我的事办到。”说着这话他就走上楼梯。
门锁着。他按了铃，他在焦急的等待中过了几秒钟。钥匙响了，有人给他开了门。“阿芙多佳·西米翁诺芙娜在这里吗？”他问。“在这里，”一个年轻的女仆回答着，“你找她做什么？”驿站长并不回答，径自走进客厅。“不行，不行！”女仆跟在他后面叫道，“阿芙多佳·西米翁诺芙娜有客。”但是驿站长不听，继续往前走。头两间屋子很暗，第三间里有灯光。他走到开着的门边，停了下来。在布置得很精致的房间里，明斯基沉思地坐着。杜妮亚穿着极其华丽的时装，坐在他的安乐椅的扶手上，像女骑士坐在她的英国马鞍上一样。她深情地望着明斯基，把他的乌黑的鬈发绕在她的闪闪发光的手指上。可怜的驿站长啊！他从来不曾觉得他的女儿有这么美，他情不自禁地叹赏起来。“是谁？”她并没有抬起头来，问道。他仍旧不做声。没有听到回答，杜妮亚抬起头来……一声惊叫就倒在地毯上。明斯基吓了一跳，跑过去扶她，猛然看见老驿站长站在门口。他放下杜妮亚，走到他跟前，气得浑身发抖。“你要什么？”他咬牙切齿地对他说，“你怎么像强盗似的悄悄地跟着我？还是你想杀死我？你给我滚！”说着就用一只有力的手抓住老头的衣领，把他推到楼梯上。
老头回到自己的住处。他的朋友劝他去控诉，但是驿站长想了一想，把手一摆，决定让步。两天之后，他从彼得堡动身回到自己的驿站，重又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失去了杜妮亚单独生活，没有得到她的一点消息，”他结束道，“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她是死是活，只有上帝知道。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被过路的？浪子勾引的，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把她弄去供养一阵，然后就抛弃了。在彼得堡，这种年轻的傻丫头多的是，今天穿绸缎，穿天鹅绒；可是明天，你瞧吧，就会跟穷酒鬼在一起扫大街了。有时候一想到杜妮亚也许会流落在那边，就不由得要犯罪，希望她进坟墓……”
这就是我的朋友，年老的驿站长的故事，不止一次被泪水打断的故事，--他像德米特里叶夫的美丽的叙事诗里的热心的杰连吉伊奇那样用衣裾拭着眼泪，样子非常感人。这眼泪部分是由于他在继续讲述时喝的五杯潘趣酒所引起的，但是不管怎样，这眼泪使我的心十分感动。同他分别后，我久久不能忘掉年老的驿站长，我久久想念着可怜的杜妮亚……
还在不久以前，我路过某地的时候，想起了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主管的驿站已经撤销。对我的问题“老站长还活着吗”,没有人能够给我满意的答复。我决定去重访旧地，就向私人租了几匹马，前往H村。
这发生在秋天。满天灰色的云朵；冷风从收割过的田野吹来，风过之处，树上的红叶和黄叶都被吹走。我进村时太阳已经落山，我在驿舍旁边停下。门厅里（可怜的杜妮亚曾在那里吻过我）走出了一个胖胖的村妇，她回答我说，老站长已经死了快一年了，他家里搬来一个做啤酒的师傅，她就是啤酒师傅的妻子。我开始为白跑一趟和白白花掉的七个卢布感到惋惜。“他是怎么死的？”我问啤酒师傅的妻子。“喝酒喝死的，老兄。”她回答说。“他葬在什么地方呢？”“在郊外，在他死去的妻子旁边。”“能带我到他坟上去吗？”“怎么不能。嗳，万卡！你玩猫该玩够了。陪这位老爷到坟地去，指给他看老站长的坟在哪里。”
她这样说的当儿，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红头发、独眼的男孩跑到我面前，立即领我到郊外去。
“你认识死者吗？”路上我问他。
“怎么不认识！他教我削风笛。从前（愿他进天国）他从酒店出来，我们就跟着他：‘老爷爷，老爷爷！给点榛子！’他就把榛子分给我们。从前，他总是跟我们玩。”
“那么，旅客们还记得他吗？”
“不过现在旅客少了，有时候陪审员弯过来，可是他也想不到死人。夏天倒来了一位太太，她问起老站长，后来到他的坟上去过。”
“什么样的太太？”我好奇地问。
“一位美极了的太太，”小男孩回答道，“她坐着一辆六匹马拉的马车，带着三个小少爷和一个保姆，还有一只黑哈巴狗。她一听说老站长死了，就哭起来，对孩子们说：‘你们乖乖地坐着，我到坟场去一下。’我说我愿意领她去，可是那位太太说：‘我自己认得路。’还给我一个五戈比的银币--真是个好心的太太！……”
我们到了墓地，一片光秃秃的、毫无遮拦、满眼都是木头十字架，没有一棵小树遮荫。有生以来我不曾见过这样凄凉的墓地。
“这就是老站长的坟。”小男孩跳上一个沙墩，告诉我说，沙墩上插着一个有铜质圣像的黑十字架。
“那位太太也到这儿来过吗？”我问。
“来过，”万卡回答说，“我远远地望着她。她趴在这儿，趴了好久。后来那位太太到了村子里，唤来了牧师，给了他一些钱，走了。我呢，她给了一个五戈比的银币--真是个好太太！”
我也给了小男孩一个五戈比银币，而且已经不为这次旅行和花掉的七个卢布惋惜了。
（水夫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