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中共地下工作者不仅在军事、情报、政治、文化战线冒着生命危险英勇战斗，而且在另一个大战场经济战线与敌人斗智斗勇，在为党筹集经费、传递情报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历史档案和相关资料的公布，当年经济战线地下工作者的事迹逐渐公开，引起了世人广泛关注。

护送中央领导人，为中央兑换货币，为根据地采购物资

    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经济工作开始于大革命失败后。当时，白区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急需建立新的秘密交通站。1930年，博古（秦邦宪）向陈云推荐他的弟弟秦邦礼担当此任。秦邦礼，江苏无锡人，乳名松林，青年时期在复元钱庄当过学徒，曾参加无锡工人起义和无锡农民大暴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注意，秦邦礼主要通过开办商店来建立党的交通站。为此，他先后开设了家具店、文具店、米店等，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金。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叛变后，为了掩护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成员向根据地疏散，陈云特别委派秦邦礼到广东汕头设立秘密交通站。为了完成使命，秦邦礼开设了“中法药房”汕头分店，在护送中央领导人安全通过、为中央兑换货币、为根据地采购物资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1935年8月，秦邦礼根据组织安排在负责护送陈云到达莫斯科后留在列宁学院学习经济。这为他之后从事敌后经济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向延安运送黄金，为根据地筹集款饷和采购物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地物资匮乏，急需外界援助。此时，隐蔽战线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为根据地筹集款饷和采购物资等。鉴于此，陈云委派秦邦礼到香港开展工作。为了掩护身份，他化名杨廉安，以3万港元为资本，同地下党员黄美娴、张唯一在香港湾仔创办了“联合行”商号。联合行的主要任务是配合“保卫中国同盟”,把华侨的捐款捐物运送到延安，并为八路军、新四军采购西药、无线电器材、马达、汽车配件等物资。这期间，秦邦礼在征得党组织允许后，入股香港新亚药厂，参加药厂董事会，陆续在香港开设了5家商号。1941年，由于香港被日军占领，他奉命撤出香港北上，并根据周恩来指示，以侨商身份为掩护，在华南地区开设了一些商店，公开经营医药用品、食盐等。之后，又成立了协成百货公司，在广东、广西一带跑生意，为党积累了大量资金。

    除了秦邦礼经营的“联合行”和“协成百货公司”,卢绪章创建的“广大华行”也是地下党的重要据点。卢绪章，浙江宁波人，1933年与朋友在广州成立了广大华行。1937年10月他秘密加入共产党后，广大华行成为地下党的一个秘密交通站，担负着护送人员、传递情报等任务。1940年，广大华行经过改组后，归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为了安全，周恩来指示卢绪章彻底退出地方党，即使被误解也不能公开党员身份。根据指示，卢绪章忍辱负重，置生死于度外，以国民党特别党员、少将参议身份游走于国民党要员之间，为地下党活动提供了掩护，并为党提供了大量经费和医药物资。由于善于经营，抗战胜利后，广大华行集团的营业额一度达到100多亿元法币，利润达到30多亿元法币。难能可贵的是，卢绪章并没有将这些资金据为己有，而是将其中的大部分作了党的经费。1949年春，香港广大华行并入华润公司时，卢绪章上交资金达200万美元。

    在沦陷区，地下党在处境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也竭尽所能为新四军和八路军提供物资帮助。如沦陷期间，上海地下党曾发动上海人民为前线捐献钱财，其中有3000多匹布和2万余双胶鞋支援给了新四军。这些物资送到前线后，对于浴血奋战的新四军将士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

    在敌我力量交错的游击区，地下党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他们除了和日伪军进行残酷的军事斗争之外，还经常深入虎穴，与敌人在经济方面进行争夺。如山东招远，自近代以来就是闻名全国的金都。日本侵略者占领招远后，修建玲珑金矿，肆意开采，疯狂掠夺黄金数十万两。为了阻止日本人采矿，胶东特委和金矿内部的地下党员互相配合，发动工人斗争，给敌人以严重干扰和打击。更为重要的是，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地下党和矿工们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运出了大量金矿石、金粉。这些金矿石、金粉经过加工变成黄金，然后通过“渤海走廊”和“滨海通道”两条秘密交通线运送到山东分局，再由鲁南区委派可靠人员通过地下交通线秘密运往延安。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招远共向延安运送黄金达数万两，有力支持了根据地军民的敌后抗战。

为党搜集情报，为新中国争取资源

    抗战胜利后，特别是内战爆发后，隐蔽战线中经济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这一时期，隐蔽战线经济工作的任务主要有四方面：

    一是争取民族资本家参加新中国的创建工作。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借接收敌伪财产之名，贪污腐化，大力搜刮民脂民膏，不仅使得普通百姓饥寒交迫，民怨沸腾，而且还使得民族资本家的处境十分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地下党通过细致耐心的说服，使得大多数民族资本家心甘情愿留下来，共同参加新中国的创建。这些着名民族资本家包括荣毅仁、李烛尘、郭林爽、顾毓瑔、周叔弢、杨亦周、资耀华等。他们经营的民族企业为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是为解放区提供经济情报。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封锁，打退其进攻，一些地下工作者利用在国民党经济部门供职的机会，不仅为解放区购置了大批紧缺的医疗器械，而且为中共中央提供了大量经济情报。其中，冀朝鼎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冀朝鼎，山西汾阳人，笔名动平，号筱泉，早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并留学美国，大革命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回国后，他通过父亲冀贡泉在国民党的上层关系，进入国民政府，获得孔祥熙信任，先后任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要职。抗战胜利不久，他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到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后又进入国民政府经济政策决策核心，参与了金圆券币制改革。1948年，任北平“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与傅作义朝夕相处，十分了解傅的思想状况。利用这些机会，他向中共中央传递了很多机密情报，为解放区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参考。

    三是保护城市重要工厂，以防止国民党特务搞破坏或转移资源。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看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难以支撑，于是便命令“资源委员会”将其所属大工厂迁到台湾。对于迁不走的重要工厂命令特务就地破坏，以给解放区新政权造成经济困难。面对这一阴谋，地下党针锋相对，在各大城市开展了护厂运动。除了组织工人日夜巡逻保护工厂之外，地下党还动用各种社会关系对“资源委员会”负责人孙越崎进行说服，希望他能拖延时间。在潘汉年的亲自动员下，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成功起义。这不仅完整地保存了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中型工厂及其机器设备，而且还把各种技术管理人员全部留了下来。这为新中国成立后重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四是拓宽解放区对外贸易的渠道。为了推动解放区贸易往来，以便换得外汇和急需物资，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对外贸易。鉴于秦邦礼（时用名杨廉安）曾在香港工作过，人脉比较熟，1946年，周恩来指示秦邦礼到香港，重建中共对外经济据点。1947年，秦邦礼化名杨琳，在香港德辅道中交易大楼二层开办了“联合进出口公司”.与此同时，钱之光、祝华、许德明、王华生等人在大连也建立了“中华贸易公司”.这两个公司互相合作，在香港与解放区之间构建起了一条秘密货运通道。通过这个通道，解放区的粮食及其他农产品被运到香港公开出售，而秦邦礼则把贸易所得及解放区的黄金兑换成港币和美元，为解放区采办医药用品和工业品。“联合进出口公司”赚了丰厚利润后，考虑到公司已非个人所有，秦邦礼主动把公司名称改为“华润公司”.“华”代表中华民族，“润”取自“润之”（毛泽东的字），两个字合在一起作为公司招牌，表明华润公司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公司。1948年，钱之光到达香港后，任华润公司董事长，秦邦礼任经理，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港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1948年9月至1949年初，华润公司在经营解放区货物贸易的同时，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分四批将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等300多名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安全运送到解放区，从而保证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如期顺利召开。

    总之，经济工作是革命时期隐蔽战线的重要内容。大批地下工作者为了革命事业隐姓埋名，甚至牺牲生命，在为党筹集经费、搜集情报、采购物资等方面做出了卓绝贡献。这是值得后人永远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