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先生出书记

时间:2014-09-02 08:30来源:大西北网-人民政协报 作者:朱传移 点击: 载入中...

    王世襄先生是先父朱家溍的好友,他们两人的交情从少年到白头,可以说是持续了一生的时间,不论在多么困难的形势下,两人的交情都没有中断过。自然,我们这些后辈耳朵里就听到了不少有关王世襄先生的故事。


    前段时间,为纪念王世襄先生诞辰百年,田家青写了一本书《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我翻看了一遍,以前零零碎碎听到的几则关于王世襄先生出书的故事,也被激活了,有些不清楚的细节,也一点点地连缀起来,有了整体的印象。


    也许这些“故事”在今天看来很有些令人哭笑不得,但是它们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反映了那个时代。


 

 

“王长安”

 


    《髹饰录解说》是王先生的代表作,从1948年就开始撰写,到1958年才大致完成。可惜,当时他刚被划成右派,他写的书当然根本没有地方敢出版。


    为了把自己的心血公诸同好,他自己花钱把书稿送到誊印社去刻蜡版,油印了200份,免费送给各大图书馆、艺术院校、工艺美术工厂和研究所,作为参考书。


    誊印社类似于今天的复印社,当时属于“特种行业”,加之当时为了防止社会动乱,鼓励群众发挥阶级斗争的积极性,不少“特种行业”的从业者警惕性都很高,看到这么一叠“封资修”内容的稿子,当即将书稿上交至王先生单位的领导。后来,王先生在《我与<髹饰录解说>》一文中回忆说:“一日在研究所门口遇见誊印社来人找党委送审我交印的稿件,当时我大吃一惊,感到将有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


    群众有此觉悟,领导当然也不能落后,民族音乐研究所的中层领导得知此事,认为王先生这是在“放毒”,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准备召开批判大会聚而歼之。


    幸好有所长的暗中保护,才逃过被批判的一劫。后来书油印出来时,他在封面上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署,只印了自己的号“王长安”.


 

 

“不料出版厂社,心中竟自泰然”

 


    王先生曾经出过一本《竹刻》,可惜,书出版后,质量实在不敢恭维。王先生自觉这种质量的书拿不出手送人,而又实在挡不住朋友的索书要求,于是写了一张赠书书铭,类似于今天的勘误表,只不过写的是自己的心情:交稿长达七载,好话说了万千。两脚跑出老茧,双眸真个望穿。竖版改成横版,题辞页页倒颠。纸黯文如蚁阵,黑迷图似雾山。印得这般模样,赠君使我汗颜。


    王先生将此书铭复印了若干份,夹在每本赠书中。在赠书给田家青时,还抑扬顿挫地大声念上一遍,并在本应该填写受赠人姓名的地方,临时写上:“再加两句:不料出版厂社,心中竟自泰然。”


    据说,交给出版社的《竹刻》手稿是他亲自用正楷手抄的,“每个字都写得极其认真漂亮。”可惜,出版社未将原稿还回,如果有朝一日能看到这部书的原稿,就可以体会出他为此书花了多大的工夫,也能理解他为什么对图书质量这么较真了。


 

 

“唉,真有出息!”

 


    1994年,《髹饰录解说》最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总算了了王先生的一段夙愿。虽然与今天的出版物相比,当时的《髹饰录解说》算不上多么精美,但在那个年代,总算没有大的硬伤,已经算是很好的了。


    据田家青在《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一书记载,“这次他给我送书时心情极佳,仔细研了墨,用一支很好使的小笔反复舔墨试了几次,很潇洒地在书的扉页上写下赠题。那天他喝着茶,和我东西南北地谈天说地,看得出来,愉快极了。”


    田家青的书中还记载了王先生的另外一个故事:一次,他告诉我:舆论报道,一位着名主持人出版了一本书,在某二线城市一座皮鞋城签名售书,买一双皮鞋,就能得到一本他亲笔签名的书。这事让王先生很窝心,跟我叨叨过几次,每次都愤愤地说:“唉,真有出息!”


    很多熟悉王世襄的人都知道,他很宽容,一般说人但轻易不损人,“这次是我记忆中王先生对他人用词最尖刻的一次。”


    王先生擅长用最简单的词来准确形容一件事的本质和核心,“唉,真有出息!”即是一例。


 

 

一份荒唐的协议

 


    1981年,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一书终于脱稿了,这是他花费40多年心血编写的,是一本开创性的图书。按照田家青《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一书的介绍,王世襄先生出书的标准,每本书都要内容全新,观点明确,考据翔实,方方面面都容不得半点马虎,常常为了一句话就要花很长时间东奔西走,查阅资料、安排拍照,这本书历经40余载,凝聚着王世襄先生的汗水和心血。


    《明式家具研究》先是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引发了家具收藏界的轰动,香港三联书店主动提出愿意与文物出版社合作出版。经过两家出版社的协商,在1984年9月签订了一份合作出版协议,其中第七条是:文物出版社将《明式家具研究》的世界各种文版权转让给香港三联书店。整个出版过程,真正的着作权人王世襄先生完全被排除在外了。


    直到一年后,着作权人王世襄先生在1985年8月通过朋友得知了此事,并拿到了一份协议的复印件。


    当时王世襄先生有什么反应?没有人知道。当时我国还没有着作权法,而且内地作者不能与香港出版机构联络出版,这样,两家出版社才签订了这样荒唐的协议。当时的收藏界也没有着作权意识,所以,大家的兴奋点都被《明式家具研究》的出版吸引过去了,谁也没有注意到背后的出版专业问题。


    2001年,王世襄先生给田家青写了一段文字记载了事情的经过:


 

 

说明文字

 


    1984年10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拙作《明式家具图册》(后改名为《明式家具珍赏》)及《明式家具研究》。这是两家出版社背着我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合约。香港三联书店的负责人和签约者是肖滋先生。


    文物出版社签约者是王代文先生。但当时他在病中。文物出版社的实际负责人并合约策划者是社长杨瑾女士。


    《明式家具珍赏》于1985年出版后,《明式家具研究》经本人收回,另订合同,交香港三联书店独家出版。此时肖滋先生已退休,三联书店的负责人是吴董秀玉女士。


 

 

2001年月王世襄补记

 


    对于这份《说明文字》,王世襄先生在给田家青的一封信中说:我想在我今后的出版物中收入这份合约并加简短的说明。说明只讲明事实,不提任何意见和要求,更无谴责或讨个公道之意。只想让读者知道当年出版社是这样对待作者的。


    对于此事,田家青的书中说:后来,王先生曾特别说明:对此事,他无意再多说什么,更没有任何要求,且后来与文物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两家出版社又出版了王先生的新书。


    王世襄先生从在誊印社刻蜡版、油印,免费赠送给有关单位,到一流出版机构争着出版他的着作,从不敢署名到与知名出版人打交道,王世襄先生的图书在一本一本出版,而这些书,尽管有些是不尽如人意,有的甚至还带有很多遗憾,但从它们的身上,可以看出王世襄先生执着的性格和认真的态度。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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