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值得肯定的是，古代皇帝会主动承担起保密的责任。以清代皇帝为例，凡属内容敏感的机密奏折，如地方督抚对下属官员为政情况的密报，除非极为特殊的情况，均留禁中处理，不对外公开。如果朝廷将奏折发交有关部门办理则会将其中引用的朱批部分删去，有时还将上奏人的姓名删去。

古代泄露官场机密被称为“喜鹊嘴”

　　在上述保密措施之外，历代还都通过法律强化保密工作，严惩泄密者。

　　古代称官场泄密者为“喜鹊嘴”,此典故即来源于唐代的官场泄密事件。李适（唐德宗）当皇帝时，宰相窦参常与其远房侄子窦申参谋人事任用，每次商议好任命某人为某官的决定后，窦申便立即将“好事”泄露给当事人，以让当事人对他行贿，时人给其起了一个绰号“喜鹊”,后来李适知道其泄密受贿事件后，窦申仍不悔改，最后被赐死。

　　窦申所获的是“漏泄省中语”之罪，和“泄密书”、“探密事”一样，自汉代起，就是官场很重的一项罪名。到唐代，保密法已相当完备，法制条文缜密周详。《唐律》要求，公职人员“事应密”,对中书侍郎、门下等朝廷机要机关官员的管理尤其严格，《唐律疏议·职制》针对这类公职人员特做出四项禁令：“一曰漏泄，二曰稽缓，三曰违失，四曰忘误”,意思是，不准泄露机密，不准延误期限，不准违章失职，不准贻误公事。否则，“诸漏泄大事应密者，绞；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唐代法律还首次明确提出了“间谍罪”,如果充当间谍，或明知对方的间谍身份而故意容纳止宿、停留、隐藏的，一律处以绞刑。

　　宋代比唐代更强调公文的保密，对泄密者惩罚相当狠，还鼓励群众举报泄密者，如告发藏匿弃毁拆换机密档案者，可获得50贯至100贯的奖赏。

　　明代大兴特务之风，对保密工作愈加重视，手段非常。《明律·吏律》“职制”条规定：“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勾结，泄露事情……皆斩，妻、子流两千里”.

　　此外，对丢失重要公文和保密材料的，也有具体惩罚措施：“遗失制书、圣旨、印信者，杖九十，徒两年半；若官文书，杖七十；事干军机、钱粮者，杖九十，徒两年半。俱停俸。责寻，三十日得见者，免罪。”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