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物价持续上涨，在北宋后期赵佶（徽宗）当皇帝的崇宁年间，权相蔡京也主导了一次给官员加薪，“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普遍翻了一番，此即《宋史·职官十一》中所谓 “视元丰制禄复倍增矣”.

　　到南宋时，由于财政困难，加上宋金征战不断，“公务员”的加薪机会基本上没有了，“减俸”反成了常事。

“高薪养廉”制度为何难以“勉为廉吏”?

　宋代“重禄”实施后仍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

　　给“公务员”涨工资，目的是稳定公务员队伍，以增加“公务员”的工作热情，并通过提高待遇，消除官场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但在事实上，增俸不仅未能解决和根治古代官场腐败，反而陷入了涨工资误区。古代“公务员”薪酬制度中的最大误区是“高薪养廉”.这项政策最早出自汉宣帝刘询，此后不少朝代都或长或短实行过，如宋代便实行过“高薪养廉”,当时叫“重禄”.

　　王安石是“重禄”的积极主张者，他于熙宁年间推出的一揽子改革计划中，即有“重禄法”,首先在高级“公务员”三司中间试行，不久王安石针对低层“公务员”（吏人）“素无常禄”现象，建议“吏人普遍给俸”,仅京师便增吏禄413400余缗，财政压力大增。

　　重禄的初衷是想解决低层“公务员”因低薪无薪引发的贪贿问题，在实施之初也确实取得了“养廉”的效果，苏辙即称“贿赂比旧为少”.但是许多拿了“重禄”的官员，仍贪污受贿，《宋史·食货志下一》称：“良吏实寡，赇取如故。”

　　明朝一度在镇守一类军官中间推出“养廉地”制度，划给一定数量的土地，以遏制官员任意侵占田地的行为，实现“养廉”.事实也很让朝廷失望，《明神宗实录》中记载，当时“将官假养廉而侵夺其膏腴之地。”

　　鉴于明朝“公务员”工资过低引发贪腐的教训，清朝“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有所上升。在固定工资即“正俸”之外，还有“养廉”、“恩俸”、“双俸”等多项福利性工资，这其实是变向给“公务员”涨工资。

　　“养廉银”制度是清朝独创，实行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首先在地方官员中推出。其资金主要来自地方“火耗”或税赋，以此补贴“公务员”正式工资的不足。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怪现象，养廉银大大高于本俸，且多在本俸的10倍以上，甚至100倍。由于京官没有这一丰厚的“外快”,怨言四起，为增加京官的收入，朝廷又推出“恩俸”、“双俸”制度。

　　“养廉银”的措施本是“因官吏贪赃，时有所闻，特设此名，欲其顾名思义，勉为廉吏也。”但事与愿违，养廉银并未完全解决廉洁守纪“公务员”的生活问题，反而让官场腐败丛生。有的官员为了拿到足够的养廉银，经常乱摊派，晚清人钟琦在《皇朝琐屑录》中称：“借口于养廉不足，肆行侵渔”.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