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李四光

　　在开国领袖中，不少领导人都很注重深入基层，与普通群众交朋友，同各行各界人士交朋友，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毛泽东与农民杨步浩

　　杨步浩老家在陕北横山县，1929年陕北遭了大旱灾，为了活命，全家逃荒到延安县石家畔落户。 1935年，红军来了。杨步浩在土改中分了地，分了窑，彻底翻了身。

　　1943年，杨步浩听359旅王震旅长说：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朱德都以普通人的身份参加生产，而且要完成一定的任务。杨步浩寻思：毛主席、朱总司令为咱操碎了心，我咋不能代他们完成生产任务呢？杨步浩坚决请求，县委同意了，并报告给了毛泽东。

　　第二年麦收后，毛泽东会见了杨步浩，亲自端水、敬烟。当问他为什么要为自己代耕时，杨步浩讲了自己的苦难身世，最后说：“吃米不忘种谷人。我过上了幸福生活，不能忘了共产党的恩情呀！ ”毛泽东拉着他满是厚茧的手，不住地夸赞说：“这才是无产阶级闹革命呀！ ”

　　从此，他们间的来往就频繁起来，像亲戚一样。 1952年杨步浩作为延安老区的代表去北京参观国营农场时，写信给中央办公厅，要求见见毛主席。很快，毛泽东就把他接到家里，对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给予了热情招待。临走时，还给杨步浩换了身崭新的灰布棉衣。

　　1961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工作繁忙，仍惦记故人，托人给杨步浩捎去几斤白糖和两瓶酒。当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亲切地会见了老朋友，还把他介绍给观礼的外国友人。

周恩来与科学家李四光

　　周恩来同李四光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就多次会见李四光。 1950年5月，李四光辗转回到了北京。第二天，周恩来就去看望他，高兴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我们就打算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我想没有个挂帅的不行，一定要等你回来。 ”

　　“文革”中，为了保护李四光，周恩来想方设法采取措施。首先，他让北京卫戍区派几名指战员住在李四光家附近，防止发生意外。其次，他在有关会议上讲话，充分肯定李四光“是个好同志”.

　　1971年4月29日凌晨，李四光的动脉瘤破裂，被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自己的保健医生赶到医院，一直守护在手术室旁，随时将李四光的病情和抢救措施向周恩来报告，直到李四光停止呼吸。

　　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办公厅的代表说，中央决定追悼会上一律不致悼词，有关负责同志就没有安排准备悼词。 5月2日，周恩来赶来参加追悼会，发现没有准备悼词，非常生气，严厉批评有关负责同志。周恩来沉痛地当场宣读李四光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以此代致悼词。

朱德与作家史沫特莱

　　年，八路军在山西平型关获得大捷。当年，朱德接待了许多慕名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其中就有美国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之后，朱德与史沫特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你来延安准备做些什么呢？ ”朱德问她。史沫特莱说：“我希望你把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

　　“为什么？ ”朱德感到惊讶。史沫特莱的回答更有意思：“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10个有8个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从此，朱德和史沫特莱就有了“君子协定”,朱德每周抽两三个晚上的时间同史沫特莱交谈，史沫特莱一边听一边记。

　　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了，朱德奉命率领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1937年10月，史沫特莱毅然背起行装，随八路军后续部队开赴前线，到达山西五台县八路军司令部。当时，朱德正好在理发。

　　在以后的9个月里，史沫特莱一直留在那里，白天采访、行军，夜晚打字、整理。

　　对于史沫特莱，朱德是位父亲式的人物。在采访的过程中，朱德一直把她当作朋友，对她讲述自己的生活；并也像父亲一样，关心着史沫特莱的战地生活。1938年，史沫特莱依依不舍地向朱德告别。从此，她再也没有见到朱德，但却永远铭记这位珍贵的朋友。

邓小平与物理学家李政道

　　邓小平曾说过，我就喜欢李政道的坦率直言。自1979年以后，邓小平几乎每年都要会见李政道。邓小平认真地听取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每一个建议，只要能做到的，都会马上落实。

　　李政道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建议，就是在北京建立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 1981年12月22日，请求批准建立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方案被正式提起。邓小平认真阅读了专家们提出的方案后，当日批示说：“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 ”

　　年10月7日，中国第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在北京西郊破土动工。这天上午，邓小平和李政道都参加了奠基典礼。刚一下汽车，顾不上休息，邓小平就握住李政道的手，连连说：“应该感谢你的关心和支持，希望你继续帮助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

　　望着这位充满智慧和魄力的老人，李政道满心钦佩，“我很庆幸中国有邓小平，也很骄傲有这样一位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