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女儿搬出去住后，我总算又回复有了自己的空间（我在香港住的一房一厅共约40平方米，还不及上海家中的客厅大），再没有人与我抢电话，也没有人与我抢电视频道，落得个自由清静。但捣蛋女儿一走，又似太清静一点，倒反而每天与她要煲一次电话粥。

　　女儿与两位女友在北角找了一套三房二厅的房子，女儿摊到每月4000元房租，贵了一点，但她总算有了自己的空间，可以随时邀请朋友去家里开派对。我特地送了一张书桌和一套窗帘给她贺新居，女儿自己又买了一台14寸电视和一套音响，小天地布置得十分有品味。

　　自搬出去住后，女儿更独立，而我却在她现代化改革后的生活方式里措手不及：自动转帐搞不掂；电话密码常忘记；信用卡积分不会计；音响功效不懂调……女儿开始教训我：妈，你一定要跟上香港社会，否则，连你写出来的文章都会落伍的。

　　“小鬼，你倒老三老四批评起妈妈来。妈妈开始发表文章时，你字都还未识呢！”我嘴上骂骂咧咧的，不过到底也觉得她讲得有几分道理。

　　女儿写了篇小说《八号风球》，初稿写完我坦言不喜欢。我说：那个女主角一点都不可爱。临结婚前，却与一个萍水相逢的男人逢场作戏……女儿即时笑我“老土”.妈妈，现在的人，再也不要看伟大的爱情离不开牺牲之类的故事了。连周润发的《秋天的童话》之类也只是早几年的一个奇迹，放在今天，没有卖点的。

　　“写小说要讲卖点？”我颇感逆耳。

　　“当然。没人买你的小说，出版人肯替你出书？”女儿反驳我。

　　后来她的《八号风球》在上海《小说界》上发表后，主编告诉我：“令千金的小说一看，就是香港年轻人的心态……！”确实，自女儿来港与我“同居”后，她带来的不只是女儿对母亲的要求及母亲对女儿的天然庇护和关心这种天职上的冲击，更是年轻的、先锐的文化思潮对我的冲击。

　　那次一起去看《秘密与谎言》，我很不喜欢看那种镜头满是破衣破衫，没有漂亮男女主角的电影。女儿却看得津津有味，她坦白说，电影起初有点沉闷，但好就好在对人物的起居和生活，甚至节奏、包括哑粗的说话声，都不作修饰，全部以真实面目出现。这样，令观众情不自禁溶入剧情中。现在的美术、摄影也都强调“写实”……确实，在一切求新的现代社会，人们都喜欢新的意念，管它仅仅是作为包装手法还是市场卖点。

　　后来，我偷偷再去看了一遍，细细品味，编导执意写的，只是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4个女人：一个女工，年轻时两度未婚先孕；一个清洁女工，受不住母亲终日的唠叨而落发反抗；黑女人耿耿于怀寻找自己的生母；一个不会生育的妇女抱天怨地……一部普普通通的平民电影却能以真实感人，我不得不赞叹编导深厚的功力。

　　我终于向女儿承认，她的感受是正确的。女儿得意地又教训我：“妈，外面社会就这样，变性、同性恋、爱滋，不足为奇。你们不应对这些现象有偏见，才能客观地落笔！”

　　女儿年轻，像一块海绵，对一切新的观念新的文化，都能尽情吸收。反过来，她还迫使我与她一起吸收。与女儿在一起的日子，我多看了许多有新观念的书和电影，甚至强迫自己听一向不喜欢的香港流行歌曲。

　　女儿好学，工余报考了英语会计，还有一门是《香港历史》。我对后者不以为然：“历史只要买几本书看看就可以了，值得每周花费两小时去读吗？”我表示不值，“对你专业又没帮助。”女儿就反驳我“功利”.“我在香港做事、生活，当然应对这有所了解。”

　　女儿在工余玩股票，吓了我一大跳。她却大言不惭：“在香港不玩股票，就像去杭州不买茶叶、去柳州不买‘棺材'!”

　　“你总共那么点钱，不怕炒股票炒焦了？”

　　“妈，我玩股票要的是这份心情，并不是要赚钱。就像你日日写稿，稿费不是主要的，主要是那份写作情结嘛。”

　　不过，她后来去美国的机票，倒是千真万确炒股赚来的。

　　我与女儿每周共进两次晚餐，周末她则回来过，至周一与我一起出去上班，再回自己小窝。我很满意这种同居方式，有分有合，各人都有各人的空间。

　　正当我十分享受这段母女新同居生活之际，女儿又提出，要去美国深造。

　　我自然十分不舍得。但我深信，香港天地太小，不适合正在学飞的女儿。就这样，依依不舍地结束了我们母女三年多的新同居生活。

　　美国很合适女儿开朗、活泼、自由的个性，最近她来一封信，讲到看了一部电影《为你唱情歌》，电影倒没什么特别，只是那是男主角与前妻合作的一部片子。女儿不无感慨地说：“妈妈，这样的事只会发生在道德水准很高的层次中。夫妻分手后，还可以合力演出，且又那么默契！”女儿仍不忘经常推荐我看一些新电影，包括这出《为你唱情歌》。

　　不久，女儿在美国找到比父母更重要的人--她决定与之共同生活的伴侣。他是个电脑软件设计工程师，个性与女儿相反：稳重、内向、沉着……我尊重女儿的决定。

　　女儿说7月份要回香港度假，我们又可再过一段“同居生活'’了。我们已开始”倒计时“,等待”同居‘’时刻，我等着又要被我的女儿灌一脑袋新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