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老人的目光中看到了他内心的真诚和痛楚，几年来在我心头淤积的怨恨，顿时被化解得烟消云散。

　　没有朋友的人生是不可思议的，“朋友多了路好走”的道理实在浅显易懂，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我自然不能例外。

　　“上山下乡”那会，我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叫肖卫，我与他在学校读书坐同一张桌子，下放劳动又在同一个学生班，两人的兴趣、爱好、性格都相差无几，两人形影不离，当地的老农说我们是同穿一条裤子，我们甚至在一张傻气十足的合影上题上“亲密无间”的字样。

　　锤炼我们的大熔炉，是江西中部一个远离闹市的深山老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一辈子！”是当时在知识青年中使用率最高的革命口号。尽管没有人不在做着离开农村的美梦，但在公开场合的言谈和有案可查的文字中，只有傻瓜才会留下与革命口号相违背的把柄。可是我与肖卫之间则没有这么多的戒备，我们无话不谈，因为我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1975年的冬天，我们迎来了改变人生轨迹的大好机遇--征兵。我与肖卫都激动不已，报名、体检，双双憧憬着远大的前程。体检报告出来后，我欣喜若狂，肖卫则大失所望，他因血压稍稍偏高而未能通过。我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绿军装。

　　我怎么也没想到，我的当兵梦就在第一天破灭了，县武装部来人收回了我只穿了一天还不太合身的绿军装，他们告诉我：“有人检举，你参军的动机不纯，你为了逃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懵然了，如坠万丈深渊。我是不想在那深山老林里呆一辈子，我也表露过这类思想，可我只在私下里对肖卫说过，他是我的好朋友啊……

　　后来证实，检举我的确实是肖卫，他以为把我拉下来，他就能顶上去，然而那一年冬天他未能如愿。我当时认为，作为友谊的基础--诚实和信赖已不复存在，朋友也就没有再做下去的必要了。我那时实在没有办法不与肖卫反友为仇。

　　肖卫是在第二年冬天圆了他的当兵梦的，然而我不能，我在这时已经超过了服兵役的年龄。在他穿着绿军装、戴着大红花被人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地送上接兵车的时候，我仍在深山老林里用繁重劳动改造着自己的思想。

　　直到肖卫退伍的那年，我才离开农村，在一家极小极破的水泥厂做着炉前工。这时的肖卫已在部队里当了3年兵。然而，不知什么原因，他在即将退伍之时患了精神分裂症，死活不肯退伍，并常常提到我的名字。部队为处理好这一特殊情况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只好与他父母联系，要他们派人去接，并说至少有一名他最信得过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对肖卫产生影响。

　　我没有想到，肖卫的父母选中了我--一个对他们的儿子耿耿于怀的人。当肖卫的父亲到水泥厂把我叫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但又本能地做着最坏的打算。

　　老人把他儿子在部队的情况告诉我，然后说：“我知道肖卫伤害过你，我们全家都为此感到很内疚，感到对不起你。但是，我们又知道，你是肖卫最好的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他内心有愧于你，怕回来无脸见你，所以，我们想，只有你去接他，他才肯回来。你……能不能……帮我们这个忙？”

　　老人说完，带着苦涩的微笑恳切地看着我，等待我给他的回话。我从老人的目光中看到了他内心的真诚和痛楚，我不是一个善于记仇的人，几年来在我心头淤积的怨恨顿时被化解得烟消云散。老人是从省里下放来的抗日老干部，17岁就参加了革命，他能来找我帮忙，就说明他们对我的信赖，仍然把我看成他儿子的朋友，对我来说，有了这些就足够了。被朋友绊倒一回又算得了什么，有什么可计较的呢

　　我没有一点勇气没有任何托辞拒绝老人的恳求，我答应了他，并当日向厂里请了假，与老人一道去了肖卫的部队。

　　事实证明要我去接肖卫的决定是正确的。那一段时间，肖卫的心情特别不好，谁的话都不听，连见到父亲也不当一回事。但是见到我他就像换了一个人，惊疑的表情在他脸上一闪即逝，立即喜出望外地高叫着我的名字朝我跑来，使劲地与我握手、热情地和我拥抱，然后互拍肩膀，互致问候，仿佛两人之间从未有过任何隔阂，他也不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与他好似回到了从前，仍然情同兄弟。他连连说：“感谢你来部队看我！”我也说：“我早就想来看你！”人就这么怪，我在说这句假话的时候，却真诚地流下了眼泪。

　　当天晚上，我与肖卫睡一个房间，少不了一番长谈。他专拣欢乐话题，我尽谈愉快往事。仿佛水到渠成，友谊的力量显出了神奇的功效，第二天，肖卫愿意退伍了，部队首长也很高兴，特意为他开了欢送会。

　　退伍后的肖卫被分配在粮食局工作，我依然作为他的好朋友与他经常往来。他的病情通过治疗也有了明显的好转。他父亲为了感谢我，曾问我有什么要求要他帮助解决。那时我还在水泥厂干着苦力，他是个老干部，帮我调个工作的能力还是有的。但是我说：“谢谢您肖伯，我没有什么要求，只要能得到你们的信任，我就满足了。”当初我没有图报的动机，事后为什么要在友谊之外附加别的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