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也有夸张的成分，但只要看过当时卖药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他们快捷的语速、幽默的谈吐、浓厚的生活味，的确吸引不少顾客。

　　另一种推销的叫“出江员”,所谓出江员，就是在客船上的广告员。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河网交织，火船自然四通八达，特别是到港澳的船，厂家看准这个机会，派人上船做广告。听他们也像陆地上摆摊的江湖客一样，口齿伶俐，表演性强，省港渡河梧州渡最为活跃，他们有些领薪水，长期受雇。有些则只给“水脚”（车船费），特别在比较热闹的车船，经常有几个不同厂家的出江员，旅客不听也得听。广九车与广三车，这种宣传特别旺盛。但应该说，当时这种宣传，对新药的传播是特别有效的。 当然，对老药就相对困难一些。比如何济公药厂，当时有多大？只是一个客厅大小，叫它“厂”是太高了。可是它的止痛散是名牌货，但抗战时期却有30多万包销不出去，于是他们拿到重庆推销，靠的是宣传，全部销售出去。解放后合营时核算成本，发现它的毛利500%,而宣传费占了400%.

药厂转向商业投机

　　1930年，药界被一个重磅炸弹落下，德国的拜耳厂在上海落户。一系列的新药接替而来，如解热止痛的阿司匹林、阿士北罗，止咳的克里西佛，治理肠胃的药特灵，治疗花柳的914,用以消毒的雷佛努尔，等等，德国的药质量好，价钱贵，但人们的崇外心态使广州的药业受到沉重的打击。德国药和拜耳成为最时髦的名词、最高的标准。当时拜耳的商标仿如一个十字，人们一看到十字的药品，立即掏荷包，根本不管国产是否有同类药。于是，有好些药厂倒闭了。

　　这时，也有华人横路杀出，永安堂的虎标万金油到广州了，胡文虎的企业，在长堤今少儿图书馆处，它引进全西方的经营理念，产品包装精良，携带轻便，服用容易，价钱便宜，适合各种轻微病症，很快打入广州城乡。此外，宏兴药厂以香港为基地，以鹧鸪菜为主打，深入内地，取代了疳积散、花塔饼、万金锭等，这两家药厂在广州称霸一时。

　　那时还有医治天花的疫苗，因为时间性强，从国外运来无法保证需求，而国内的厂依靠国内原料，能制造出牛痘药苗，所以1922年以后，牛痘全靠黎启康、彭利二氏的产品风行两广地区。

　　抗战时期对中国药业是一个大破坏，因为许多要迁入内地而无法成行，只有将其抛弃，连陈李济也被烧了。彭利的牛痘疫苗因迁入广西得以保存。而日本药厂纷纷进驻广州，除了前文提到那位森清太郎外，后来还有盐野义、山之本，当时的武田药厂掌控了广州药业。它的总厂设在沙面，三个分厂分别生产皮肤膏、眼药水、仁丹、磺胺类抗生素等，到日本投降之时，清点人数有一千多人，许多是原来广州的老药厂员工，为了糊口不得不去上班。这些工人试用三个月，每月薪酬25斤大米，转正后35斤，但被日本监工严密监管。

　　日本投降后，美国以盟国的姿态进入中国，他们的药品也具先天优势，如那时磺胺类抗生素只有他们才有，广州药厂只能夹在人家手指缝中生存。那时美国药便宜，又有独家的制作，中药想站稳脚跟非常难。于是许多药厂转向商业投机，将药店在香港注册，接国内订单，再向美国要货。但因货价起跌很大，也未必好做。当时的链霉素，抗战后每支50元，一个疗程分四期注射，非4000元不可，富家当然争先购买。广州的炒家卖到70元，大量进货。后欧洲货进入香港和广州，每支仅5元，炒家欲哭无泪。除了这些，国内一些老名牌产品，也成为炒家的手头货，甚至有些干脆制造假货，如胡文虎的万金油脱销，于是莫名奇妙出现了“胡文龙千斤油”、“胡文豹万金油”,等等，几种货色，一模一样，难辨真假。

　　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