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金山，我遇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大晚报》的一名文学编辑崔万秋。崔万秋是在排演易卜生《玩偶之家》改编的话剧时经制作人洪深介绍认识蓝苹（江青）的，他与江青是同乡。崔万秋回忆，戏演完后，崔万秋遇到蓝苹，蓝苹说：“我想去拜访崔先生，向您请教请教，聊聊家乡。”蓝苹给《大晚报》崔万秋负责的副刊写过几篇文章。崔说：“每千字我付她3元，像郭沫若和夏衍那样的明星都是拿每千字10元的稿酬。”
崔万秋是中国青年党成员，他同蓝苹的政治观点不一致，（崔万秋说）“我们讨论了胡蝶和阮玲玉的优缺点。”“蓝苹说胡蝶‘是一个木制的美人，就像雕塑'.她更喜欢阮玲玉。”阮玲玉是一个有骨气的姑娘，当她感到被当做玩物而沮丧自杀了。蓝苹讨厌女人被描绘成梅兰芳戏剧中“天女散花”的模样。“她们多愁善感，”蓝苹跟崔万秋悲叹道，“弱不禁风”.
罗斯·特里尔所记述的崔万秋的回忆，将蓝苹当时的经历、才识、性格、喜好以及做人的价值取向展现无余。
为了写《江青传》，罗斯·特里尔在法国还采访了蓝苹的前夫唐纳，对于这次采访的经过以及唐纳所谈到的对当时蓝苹的印象，在他所写的《我与中国》一书中是这样写道的：
唐纳曾担任上海《大公报》文艺记者，他在信中告诉我：“明确地说，我不愿谈我的私生活，然而，如果你来巴黎不单单只是为了见我，我会很高兴见你。”唐纳在法国开了一家餐馆，名为天桥饭店。他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艺界重要人物，也是蓝苹的其中一任丈夫。
尽管在法国待了多年，唐纳仍旧俨然是一位放浪潇洒的上海人，穿着白色的西服，头发梳得平光光的，嘴里叼着烟，胳膊不停比划。他出生在天津，由大婶抚养成人，其父亲是一名铁路职员，因误服外用药而英年早逝。唐纳妻子陈润琼是国民政府时期前外交部长的女儿。当我和唐纳用法语、汉语和英语混着聊天时，她也在场。
唐纳钦佩的是赵丹，而不是郭沫若。唐纳说，郭沫若写过一首赞美江青的诗，后来又谴责自己的行为。“我写过诗赞美赵丹。”唐纳说，“他坚持原则”.我跟唐纳提到，郭沫若告诉我，关键时期他在日本待了10年，对此感到很“惭愧”.唐纳说：“理所当然。”
陈润琼去卫生间时，我偶然提到女演员王莹。唐纳明确地说：“蓝苹没有王莹那么有学识和经验。”他马上补充说，蓝苹是他忌讳谈的“家事”.整个晚上，就只有这一次提到蓝苹这个人。就在我开始准备走回旅馆时，他跟我说：“明晚再来。”
次日晚上，唐纳妻子不在。我们喝了点红酒后，唐纳说，1935年他在《大公报》上对易卜生“玩偶之家”中蓝苹扮演的角色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后，见到了蓝苹。这位年轻演员跟剧评家唐纳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个革命者”.多少年后唐纳回忆起那惊人的瞬间，仍然记忆犹新：“令我感到非常兴奋的是，这位富有魅力的山东新演员，就在淮海大道上对我说，她是坚定的革命者。”
……唐纳说，“她妩媚迷人，又说自己是革命者--就是这迷住了男人。”“蓝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她最恨夏衍，那是因为他让王莹出演历史爱情故事《赛金花》的主角，而不是她。”
……唐纳深有感触地说：“我看你不是来攫取些无聊花边新闻的记者，是能分清黑白的学者。我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聊过我的私生活--不知怎么地，你是一个例外。”
从唐纳的这些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蓝苹是“妩媚迷人”的，“是富有魅力的山东新演员”.在小李琳来到剧院前后的这段时间里，蓝苹一直不忘“我是一个革命者”,并敢于在文艺界的朋友面前讲出这样的话。她当时在上海滩已经是有一定名气的演艺界明星了，虽然“没有王莹那么有学识和经验”,但却同明星王莹一样不但演戏，同时也写一些文章。在那个时代的女明星中，恐怕也是凤毛麟角，否则作为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剧社，也不会请她来给小李琳这样的烈士后代们讲演艺课。
但是，从蓝苹在讲课时将自己的照片分发给听课的“艺童”们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她爱出风头，喜欢个人的名利，希望自己付出后别人能记住自己，也正如唐纳所说：“蓝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
关于当时的讲课情景，任均后来回忆：“江青那时候叫蓝苹，也来给我们讲过课。她来时，手里拿着一摞她自己的照片，一只手托着下巴照的，送给我们每人一张，正面都有她自己的签名’蓝苹‘.”
小李琳是聪明的，在与蓝苹的交谈中她明白在这个剧社里，人们都不愿意将自己的辈分搞得太大，特别是年轻的女演员，都不愿别人叫自己阿姨。于是，她从此对剧社里比自己年龄大不了多少的女演员都叫大姐姐，这当然也包括蓝苹。
蓝苹讲的课没有太深的理论，大都是自己在舞台表演上的经验与体会，不时还举一些自己的演出实例，并在讲台上当场进行一些表演，使听了很多戏剧理论的“艺童”们感到新鲜，一个个听得入神。当有“艺童”问她为什么在《钦差大臣》里演木匠妻子这样一个小人物也演得这么逼真时，蓝苹的回答是，自己的父亲就曾是一个木匠，因此对于木匠家庭的生活熟悉，演出时人物也就把握得准。
一堂课下来，“艺童”们对这位比自己仅大八九岁的明星不但感到亲切，同时也多少有些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