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弘治年间（1488-1505），社会文化政策进一步开放，朝廷也开始关注通俗文学。弘治五年（1492）五月，孝宗诏准内阁大学士邱濬奏请，在全国范围内搜求朝廷所未藏书籍，包括“古今经史子集，下至阴阳艺术、稗官小说等项”.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图书征集活动，“稗官小说”赫然在列。嘉靖本《三国志演义》前有弘治七年（1494）蒋大器所作序言一篇，据此可以合理推断，此书应该就是这次活动的重要收获之一。即是说，浙江金华人蒋大器向朝廷进献了他作序的这部书，一方面自然是响应朝廷号召，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有所收获，被朝廷认可的奇书秘籍自然是会获得奖赏的。

　　然而，《三国志演义》毕竟是通俗小说，此前朝廷一直严禁，这次朝廷是否宽容和重视尚未可知，所以蒋大器的献书实际上是一种试探行为，即使《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他本人所编撰，他也不会直接署名，更何况作品内容是以史传为主融入民间传说而成，大可托以他人。因此，作品署名“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可进可退。从作品署名来看，将“平阳侯相”（相当于平阳县令）陈寿说成“平阳侯”实在错得太远，而“后学罗本贯中”也许就是个托名。蒋在《序》中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成化年间刊刻的《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传》，其三国故事的确是“以野史作为评话”,说它们“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并不为过。《三国志通俗演义》明显针对此书而作，史传化、文人化的色彩转浓，但又照顾到通俗的需求。如果此书是进献朝廷之作，在朝廷没有表态之前，或者说在编撰者还没有得到预期收益之前，恐怕不会让人随便转抄。由于历史通俗演义在弘治时还是新生事物，此书进献后，也就泥牛入海，蒋氏也未能得到期望的奖赏。只有这样推理，才能较好地解释何以弘治甲寅（1494）已经成书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要到嘉靖壬午（1522）才被刊刻，而且刊刻的机构竟然首先是朝廷司礼监。因为此书送达朝廷会有一个过程，而朝廷清理图书也要一段时间，加上朝廷刊刻通俗小说并非成例而是创举，刊刻本身也需时日；司礼监是最有可能获得这些新奇有趣而其他部门又不敢贸然刊刻的通俗演义的，它们又有经济能力和社会资源来刊刻这部通俗小说，种种原因，造成了这部小说只能在嘉靖壬午这一特定时间刊刻流传的特殊现象。这既是《三国志演义》的不幸，也是它的万幸！

　　如果上述推论可以成立，那么，修髯子张尚德则极有可能是负责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经厂”官员，他于嘉靖壬午撰写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引》，由司礼监将此书刊刻面世。张氏所称“此编非直口耳资，万古纲常期振复”,大概是“经厂”刊刻该书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内珰和朝中贵胄的猎奇以及将其作为休闲之资恐怕是其重要原因。接着，朝廷都察院、武定侯郭勋家也刊刻了《三国志演义》，“世人视若官书”（鲁迅语），这便极大地刺激了通俗小说尤其是长篇通俗小说的发展，中国长篇通俗小说的创作和传播从此出现繁荣昌盛的新局面，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就这样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