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爱上潘金莲、武大郎为挽留妻子的心而斗智斗勇、王婆美丽风骚而不乏爱心，等等，新版电视剧《武松》无疑是打算雷死观众了。
老实说，我并不反对颠覆名着，都是文艺作品，怎么颠覆都不要紧。但有一条，既然是古装剧，总得讲个时代背景，某些历史细节，那是颠覆不得的。另外，由电视剧引发的历史原型的争论与探讨，愚以为也应借此文做个厘清。
潘金莲应不应着袒胸装
在新版《武松》里，孙耀琦饰演的潘金莲美丽若仙，一颦一笑，堪称惊艳。对其服饰设计，在袄、衫、背子、半臂、背心、抹胸、裹肚、裙、裤等方面，我基本挑不出毛病。当然，作为一个坊间民妇，包括王婆，她们是否穿得起那么名贵的纱罗，且当别论，我单说说小潘所穿的“襦”吧。因为我分明见到小潘穿了袒胸装，而袒胸装主要是指“襦”的长短和领口的变化。
短襦之式早在战国时即已出现，多系在裙腰之内，有内衣相衬。
逮至唐代，宫廷嫔妃和歌舞伎者着短襦，里面不再穿内衣了，一袭抹胸而已，胸部袒露的肌肤面积很大，以表现女性的丰满和颈部曲线的美丽，俗称袒胸装。唐代题材的电视剧对此多有展现，不再赘言。
宋初女子服饰沿袭五代遗风，有盛唐痕迹，并不保守，如现存画本里的宋初仕女，也多有着袒胸装的。但有一点需要搞清楚，宋代立国后的统治思想是理学，又叫道学，以程颗、程颐兄弟与朱熹为代表，以儒学为核心的儒、道、佛互相渗透的思想体系，学术界称之为“程朱理学”.
这种哲学体系没有理由不影响到整个美学体系，体现在服饰上，即趋于拘谨、保守。事实上也是如此，比如北宋中期女子短襦就有由内转外、先内而外的趋势，犹如今日朝鲜人所穿短襦，不系裙腰之中，但内衣绝对衬得严实，类似于盛唐时的袒胸装再无出现的可能。
潘金莲生活在宋徽宗时代，从高俅升太尉，然后再经历拳打震关西、风雪山神庙、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火并王伦、武松打虎等事件，不负责任的估算，应该是崇宁年间。何谓“崇宁”?也即尊崇熙宁变法。熙宁年间修订的《舆服制》已然开始提倡服饰的简练、质朴、洁净、自然，反对过分豪华。
如袁采着《世苑》讲：“惟务洁净，不可异众。”
奢靡成性的宋徽宗自己也不赞成女子服饰过度的艳丽开放，譬如他在绝笔词中以杏花拟人，羡其清淡舒雅，道：“裁剪冰绡，轻叠数重，冷淡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
以此，让潘金莲穿袒胸装，人物形象塑造是性格化了，却不合史实。
武大郎有没有历史原型
由于新版电视剧的热播，关于名着人物的原型又争论开了。
着名学者罗文兴在其《被误读的中国历史》一书里宣称，武大郎史有其人，“倒是武大郎之弟武二郎、武松武行者，历史上实无此人，只是施耐庵塑造的文学典型罢了”.
更有甚者，一非知名文史爱好者屁颠的跑到“武大郎”的故乡采访，煞有介事写文曰：“武大郎即武植，在阳谷县做县令。宋江路过阳谷县时，路遇武植，托宋江带口信给武松”,还说“武植有个同窗好友叫黄堂的，来找武植借钱，因未能如愿，便到处留下诽谤武植的字画，这些东西正好被施耐庵看到，并写进了他那部千古传诵的《水浒传》中，流传天下”云云。
整个儿是个穿越剧，把宋代、元代、明代的几个人全放一块儿了。
这些书及所谓的考证文字，非常的不靠谱。
就算流传下来的武植古墓的墓志铭是真的，根据“武公讳植字田岭，童时谓大郎，暮年尊曰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少时聪敏，崇文尚武，尤喜诗书，中年举进士，官拜七品，兴利除弊，清廉公明，乡民聚万民伞敬之”这几句话来看，武植应是明朝的进士。
施耐庵死于1371年，也就是大明立国的第三年，明朝第一届科举或刚刚办完，武植是斯科进士？未必，就算是，其时《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初稿早已完成，又何来“施耐庵看到并写进书里”一说？
墓志铭后半段云：“然悠悠岁月，历历沧桑，名节无端诋毁，古墓横遭毁劫，令良士贤妇饮恨九泉，痛惜斯哉。今修葺墓室，清源正名，告慰武公，以示后人，是为铭记焉。”那么，到底谁诋毁了“武植”和“潘氏”的名节？原着者施耐庵乎？修改者罗贯中乎？恐怕都不是，而是其后人妄自勾连《水浒传》产生的“无病呻吟”罢了，目的一如今日之争夺名人故居的意味，不说也罢。
武大郎的原型即明代的武植，此论显然站不住脚，相反，武二郎倒是确有历史原型的。
武松的原型见于不少地方志。
在《临安县志》、《西湖大观》、《杭州府志》、《浙江通志》等地方志里，都记载了北宋时杭州知府中的提辖武松勇于为民除恶的侠义壮举。
这些地方志叙述道，武松原是浪迹江湖的卖艺人，“貌奇伟，尝使技于涌金门外”,“非盗也”.杭州知府高权见武松武艺高强，人才出众，遂邀请入府，充当都头。不久，因功被迁为提辖，成为高权心腹。
后高权得罪权贵，被奸人诬谄而罢官。武松也受到牵连，被赶出衙门。继任知府是太师蔡京的儿子蔡鋆，大坏蛋一个。他倚仗其父的权势，在杭州虐政殃民，百姓怨声载道，人称蔡鋆为“蔡虎”.
武松对蔡鋆恨之入骨，决心拼上性命也要为民除害。
一日，他身藏利刃，隐匿在蔡府之前，等“蔡虎”前呼后拥而来之际，箭一般冲上前去，向蔡鋆猛刺数刀，当即结果了他的性命。官兵蜂拥前来围攻，武松终因寡不敌众被官兵捕获，惨遭重刑死于狱中。
当地“百姓深感其德，葬于杭州西泠桥畔”,后人立碑，题曰“宋义士武松之墓”.
窃以为这些地方志的记载想必不能当做史料，收录自民间传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既然有民间传说，就说明武松可能确有其人，否则民间还传说个啥？
施耐庵与罗贯中师徒长期生活在扬州、苏州一带，离杭州并不远，施耐庵本人也曾入仕钱塘（杭州），后在江阴专心搜集、整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人在水泊梁山起义的故事，听到这些个传说，进行艺术再创作，自然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