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从遵义会议始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既不是要否定遵义会议前14年党的历届中央领导，更不是说党的历史从遵义会议才开始。如果这样理解，那是误读了。邓小平在1989年6月回顾党的历史讲领导核心问题时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遵义会议开始才逐步形成。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显然，讲“第一代”,是就“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而言的，即“第一代成熟的党中央”.

　　这些年我坚持“走走党史”,考察了包括长征在内的许多党史现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所起的核心领导作用。前些年的一些党史回忆材料提供的情况，也有助于这个问题的释惑。这里，介绍两个材料：

　　一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了会议，作出了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战略方针的决定，不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向黔北的遵义进军。但李德对这个决定十分恼怒。两天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橘林里休息时，同为坐担架行军的张闻天和王稼祥歇在一起。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对王稼祥说：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李德那样顽固，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当晚，王稼祥将这一意见告诉了毛泽东及其他部分同志，随后便在高级将领中传开了，大家纷纷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个材料很重要，印证了遵义会议发生的实际过程。因为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没有人事变动问题。这是第一。第二，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扩大，博古等只好同意。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二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改变原定议题和程序，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情况，博古在会前一点都不知道。对会议严厉批评他，也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在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改组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希望你能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了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

　　这两个谈话，对了解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后是怎样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很有帮助。

　　的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中央常委后，最初既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但为什么说他是领导核心呢？这涉及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是形式地看问题，还是从实质看问题。在酝酿由谁来接替博古时，周恩来、朱德等是力主毛泽东的，但毛泽东推辞不就，认为让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这主要是考虑共产国际的背景，由张闻天接任，容易为共产国际接受。而让张闻天接任，又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没有立即作出改变最高领导的决定的考量。在长征期间，军事工作是第一位的，党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打仗转。前述“张王橘谈”已说明了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拥戴，让他出山直接领导红军的军事行动是首要任务。再则，张闻天为人民主而不专权，对博古交给他的这个“负总责”不会“念念不忘”.

　　在军事方面，有如上述，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要让毛泽东来挂帅。周恩来长期处在军事领导主要岗位，在李德到中央苏区后，两人的意见不时相左，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后，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常常争吵。湘江战役后，两人的争论更加激烈，到黎平会议期间，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居然对李德拍了桌子，可见矛盾之尖锐。军团领导人都拥护周，遵义会议剥夺了李德指挥权，自然就由周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决策权。但周恩来不揽权，在做最后决策时都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毛泽东的意见。这在当年3月的苟坝会议上表现得最明显。苟坝的头一天会议上，与会的红军将领对来回渡赤水而没打仗已有些不耐烦，一致同意林彪等提出的攻打打鼓新场守敌建议。但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并以宁可不当刚刚担任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相抗争，但他仍旧未能说服大家。毛泽东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到了深夜，提着马灯，摸走山路，到周恩来住处，要周晚一点下达命令，并找来朱德，说服了二人。第二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三人共同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撤消进攻决定，使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挫折。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又称“三人团”,周仍是团长。这个新“三人团”,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最高领导机构中的地位。他尽管不是主要负责人，但周恩来在作最后决定时都尊重或征求他的意见。他的正确主张实际指导着此后中央红军的行动，其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凸显无遗。

　　经过这些年的党史现场考察与史料考索，在我看来，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归根结底，是由这样三个因素形成的。

　　首先是“势”.红军长征从突破国民党军的一道道封锁线开始，就是不断打仗。战争的大势将军事领导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谁能领导军队，谁就能发挥核心作用。遵义会议前，毛泽东是随队行军的。遵义会议后，他参与中央常委和红军的领导，使他有了发挥核心作用的大平台，成为率领红军长征的实际主角。

　　其次是“才”.“势”是前提，能否发挥核心作用唱主角，关键是才干。毛泽东能够发挥核心作用唱主角，就在于他“太有才”了。前述张闻天和周恩来对他的评价和期待，说明了这一点。“势”为时事造英雄提供了机会，“才”是英雄造时事的根本。

　　再次是“场”.这就是毛泽东的活动场所和工作环境。遵义会议后改组过的中央政治局，跟博古主持中央政治局时的情况大不一样。那时，毛泽东被排斥、受压抑、处于逆境，才能得不到发挥。遵义会议后完全变了，中央政治局的4个常委，能够发挥核心作用的就只有张闻天、周恩来和他三人了，而张、周都很尊重他。张闻天主持政治局开会，注意发扬民主作风，能够充分讨论问题，这为毛泽东展现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有这个“场”和没有这个“场”大不一样，毛泽东的境遇也因之完全不同。遵义会议后，有了这个“场”,毛泽东展示出卓越才能，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成为党中央领导的实际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