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好酒，这已是几十年的事了，他喝的酒，多是大麦烧，先是自己酿，一作大麦烧，可以喝半年；后来是去村头舍脑的酒坊里打，一斤大麦烧，才一块八毛钱，提上一壶子回来，也可以喝上一月半月的。

　　在老家，父亲不是没有好一些的酒，逢年过节，郎酒、西凤、浏阳河、老作坊，都是一瓶一瓶地在柜子里摆着。这些酒，或是我，或是我的兄弟们老表们送他的，有些酒，放了一年又一年，没有亲朋好友来，他是舍不得拿出来一瓶的。用他的话，喝这样的一瓶酒，抵得上我一壶子十来斤的大麦烧。

　　父亲喝上好一些的酒，一般总是在我这儿。每当妻烧好了几样可口的小菜，我拿出一瓶汾酒或是老窖的时候，他总是不自然地摆摆手，连声说："不要这么好的酒，不要这么好的酒。"

　　后来，他发现在我那厨房里或是柜子上搁着半瓶剩酒的时候，便坚持不再新开，"这半瓶酒就行了，吃过饭，我还要赶路回去呢。"

　　因此，好多年了，这差不多也就成了惯例，除了逢年过节之外，父亲在我这儿，喝的多是有朋友或是同事来我家小聚时我有意或是无意留下来的半瓶子酒。偶尔，还会有更好一些的，如五粮春、剑南春之类。

　　2001年的一个冬日，省城的一位作家朋友，循着童年和少年的足迹，来到他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的我们这小镇里的两所小学，探访"沿途的秘密".中午，他们一行四人，便在我这简陋的居室里用了简单的午餐。为了表示我对来自省城又生长在我们这小镇的这位作家朋友的热情的欢迎，我特地拿出了一瓶还是天津的一位亲戚送我的已经陈封多年的茅台。尽管作为东道主的我和作陪的我们这小镇上的几位友人频频举杯相邀，那位作家朋友因为不善杯杓，加上旅途疲劳，只象征性地喝了一点点，与他同行的三位，也都只干了浅浅的三两杯。所以，一顿午饭下来，紧喝慢喝，一瓶茅台也才喝了一大半。

　　送走了省城的作家朋友，我便把这小半瓶茅台旋紧了盖子，放入了柜中，等候我在乡下的父亲的到来。

　　过了十来天，父亲来了。同样是妻烧了几样可口的小菜，我便拿出了那小半瓶茅台。"这可是真正的国酒呀！"给父亲倒满了一只透明的高脚杯，我不无炫耀地对他说。

　　父亲没有答话，只是端起杯子，迷着有些昏花的眼睛，看着那透明的高脚杯里泛起的一串串洁白的酒花，再放到鼻子前，嗅了嗅那弥散着的浓浓的酒香，然后，送到嘴边，轻轻地喝了一口，慢慢地品尝……此刻，我看到，他那饱经沧桑的脸上漾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得与舒心的笑意，那一条条沟沟壑壑般的皱纹，也在这一瞬间尽情地舒展……

　　放下杯子，父亲问我，这一杯酒，值多少钱。我说，差不多一壶子大麦烧吧！

　　也许是对他平生第一次喝到的这一杯好酒的补偿，一个星期后，父亲托人给我捎来了一壶子被称为中段子的上好的大麦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