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象祥林嫂

时间:2013-03-19 11:19来源:新华副刊 作者:丁海波 点击: 载入中...

  一九六四年初春,母亲生下了我,是第四个孩子。由于家境好转,比六零年出生的老三壮实了许多,又由于江苏老家祖母的到来,母亲不用在月子里就下地洗尿布和自己煮吃的了,这样可以把前三个月子落下的头晕、关节痛什么的养一养。据说月子是既可以落下病根也可以养好一些病的。


  我就这么沐浴着春风茁壮成长起来,上有老祖母对孙儿的疼爱,又有父母亲对幺儿的偏爱,还有姐姐哥哥们对小弟弟的希奇,我长得格外健康。这有一张那个年代罕见的相片为证:是一张上了色的照片,半岁的我赤身坐在一块花棉毯上,咧开嘴笑得象个弥勒佛,唇被涂得殷红殷红的。我是那个计划年代无计划的产物,父母亲的态度是,既然有了就生下吧,左邻右舍谁家不是一大串孩子呢,至于孩子的未来,那可想不过来。虽说“望子成龙”是老话了,可六十年代的家长,很少有给孩子设计未来的。那么多的孩子,就象地里的庄稼,栽一茬收一茬,顺其自然。孩子嘛,怀里抱抱、地上爬爬、扶着墙走走,咿咿呀呀学说话,不管先叫爸还是先叫妈,就这么慢慢长吧。


  到我长到扶着墙走,摇摇晃晃摸到隔壁的潘婆婆家,把床下的鞋翻得一地,还拉了泡屎,对着婆婆一阵咿呀,乐得潘婆婆笑道:宝宝会说话了!


  这当然不是我会说话的记录,但却是我唯一会走路的记录。在未来的日子里,母亲无数次地抚摸着我瘫软的双腿,甜蜜地回忆我走路的日子,而我也在母亲一次次地讲述中,相信我是用双脚走过路的。


  我突然发起高烧,几天不退,又恰逢当医生的父亲到野外分队巡诊去了。一位姓谭的女医生,用酒精棉球在我胖胖的屁股上擦着,嘴里说:“宝贝,真舍不得扎你哟。”一针下去,我嘹亮的哭声刚响起,立刻就哑了,身子一下子瘫下来。等到父亲回到家,和母亲一起抱着浑身瘫软如一滩烂泥的我,辗转送到县医院,又到省城,抢救了一个星期。抽脊髓化验,吊盐水,从鼻子插管子灌药和饲牛奶,最后算是保住了一条小命。结论是:小儿麻痹症,学名叫脊柱灰质炎。(最近每年都有一两天,国家领导人走上街头,抱着个小朋友,用小勺喂一粒糖丸——这是全国开展的脊柱灰质炎计划免疫,避免了多少孩子不能走路的悲剧。)而谭医生的那一针据说穴位太下面了,打到了坐骨神经上。我至今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科学,可那一针确实在我的屁股上久久淤塞不散,终于化脓了,最后留下一个不可消除的深陷的坑。母亲的心里有一个疙瘩,好好的孩子就这么残废了,虽然也见有其他的孩子得这种病,都没有我这么严重。总归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什么不对呢,那就是父亲的同事谭医生。文革中到处闹派性,谭医生和父亲不是一个阵营的,母亲疑心她是有意的。母亲有心去找她拼命,被同样是医生的父亲压制住了。这个疙瘩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影响了我们一家的生活。记得我上小学好几年了,只要见到不知情的人,提到我的事,母亲会立刻把我抱到膝上,脱开裤子让别人看我屁股上的那个坑,说:“要不是她,我儿子怎么会这样?……”直到我懂得害羞了,不再让母亲那么做。


  后来上学读到鲁迅的小说《祝福》,里面的祥林嫂念叨她的阿毛时,那就象是我的母亲。

(责任编辑: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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