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前副台长洪民生分管了头十年的春晚，他最不愿意做把关人，因为，“这完全和艺术无关。”
2013年春节联欢晚会彩排现场的角落里坐着一位头发全白的老人。腰杆挺得笔直，专注地看着节目，时不时摇一摇头或用手指连敲几下大腿。
央视前副台长：老百姓过得苦 春晚却在拍马屁
这是他第三十一年参加春晚彩排，对于年逾八旬的洪民生来说，“关注春晚”似乎已经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
彩排一结束，洪民生就顺着退场的人流快步走出演播厅。最近几年看完彩排，他都不愿意再提意见。如果有人问，他的回答便是，“春晚再也回不到那个时代了。”
生于匮乏年代
八十平米的演播室里温度超过四十度，老师在台上讲课，演播室里所有人都像淋了雨似的流汗。电教部主任洪民生却乐此不疲，因为他知道，现在制作的录影带会在地方电视台、各大工厂轮番播放。
“文革”结束后第二年，电视台恢复播出，洪民生的全部精力都投注在电视大学上。
三十多年后，洪民生回忆，电大的一段经历让他清楚地认识到：匮乏的年代，人们实在太渴求文化，他要做的就是填补这个大坑。
洪民生带着电教部同事到工厂参观，工厂每天停产2小时组织学习。厂房的空地里摆满了桌椅，工人们一排一排坐着，盯着前面的九寸黑白电视机，他们正在学习26个英文字母。第五排开始往后，每个人都托着一台小望远镜，看一眼电视机，低头做一下笔记。
一个工人告诉洪民生，自己就因为不认识英文，拉错了闸门毁了机器。
电教做得十分成功，一年后中央拨款5000万买了500台最便宜的摄影机，准备筹办电视大学。消息一经传出，卖电视大学课程资料的东单新华书店排队排到了一个路口外的菜市场。
一年时间，上百万人在电视大学进修。多年以后，洪民生碰到外交部一名处长，谈起电视大学，那位处长十分感慨，他就是电视大学出身的。
慢慢步入正轨的电视大学成了一块香饽饽，很快电视大学划归教育部。电教部更名为文教部，再后来划归了央视，成为央视文艺部的前身。
升职为副台长的洪民生分管文艺工作。此前，电视台已经录制转播了1979年《迎新春文艺晚会》和1980年《八十年代第一春》两台春节文艺晚会。
洪民生记得有人跟他说，当看到喜欢的歌手郭兰英站在台上唱《绣金匾》时，全家人眼泪都流了下来。和做电视大学感觉一样，洪民生感到人们对文化与文艺的饥渴。
最初，文艺部想排演一台戏甚至连演丫鬟的演员都找不到。慢慢开放后，许多老艺术家才回到舞台，洪民生看着他们在台上相见抱头痛哭，也激动得想要掉眼泪。
1983年，导演黄一鹤提出要把春节晚会的规模扩大，形式改为直播。洪民生觉得台里一直有直播体育赛事的经验，直播春晚问题不大，就把这个想法报给当时广电部部长吴冷西。
直播春晚的想法很快获批，两个月后就是1983年春节，黄一鹤担任总导演。
那一年，对于洪民生而言是原本简单的一年，摸着石头过河，六百平的小演播室办一台晚会，演员就坐到下面当观众，到了表演时间就上去表演。一切都和之前的大联欢相同，这台晚会原本没有受到多大的关注。
洪民生甚至都没有审核所有节目，只是嘱咐黄一鹤把比较流行的歌曲都提前录好备播带，以备缺节目时补上。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1983年直播春晚引起巨大轰动。
直播当晚，四条电话线不间断地接听到打进电视台的点播，满满五盘点播单都是李谷一的《乡恋》。
《乡恋》因为曲调柔美被批评靡靡之音，黄一鹤很为难，拿着点播单去请示吴冷西。洪民生就跟吴冷西解释说：“其实《乡恋》只是曲调软一点，没有大问题的。不唱观众恐怕不满意。”
吴冷西拿着点播单来回踱步，等了十几秒钟终于出声：“上《乡恋》。”
就这样，《乡恋》在1983年春晚“解禁”。
洪民生回想第一届春晚，算不上什么创举，只不过在最匮乏的年代他们撕开一个小口子就能让观众无比满足，“春节联欢晚会”也就延续至今。
主旋律下的精彩
小口子的撕开让所有的目光聚焦到了中央电视台，洪民生收到不少写给电视台的信，希望第二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更有看头。
但让洪民生为难的是，上层领导对春节联欢晚会重视了起来，中央给广电部开了一个会，讨论春晚的开放程度：能不能让观众参与太多？歌曲可不可以柔软一点？芭蕾舞这些洋玩意应不应该出现在春晚？
洪民生早就料到，讨论的结果是不能、不可以、不应该。会后，中央正式提出要求，下一届春晚要以反映“统一团结”为主题，节目内容必须严防“精神污染”。
回到电视台，洪民生找来黄一鹤让他发挥经验出任1984年春晚总导演，接下来就要考虑如何破局：观众们期待的春晚一定不是主旋律的政治活动。
还是那个六百平的演播厅，形式上也很难搞出花活，洪民生想该如何让“统一团结”的春晚符合观众的口味。他提出了要求：要比“精神污染”的春晚更精彩。
“没有港台同胞怎么算得上统一团结呢？”洪民生确信港台演员的不同表演风格一定能给春晚舞台注入活力。于是，黄一鹤找来了台湾主持人黄阿原，香港歌手张明敏、陈思思、奚秀兰。奚秀兰演唱三首歌，中间还换了一次演出服，不仅观众觉得新奇，就连大陆女歌手们也羡慕得要求效法。
百姓还想看什么？洪民生经常在台里说，“老百姓需要酸甜苦辣咸所有的味道，我们放甜味容易，苦、辣却最难做到。”承载苦、辣味道的就是语言类节目。
1984年春晚，黄宏的《宇宙牌香烟》讽刺当时社会上一些商家以假乱真的不良风气。而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吃面条》也是那一年最成功的节目之一，陈佩斯的表演就是让人大笑。虽然遭到一些领导指责表演“低俗”，小品的节目形式却因为《吃面条》而定型，春晚也从此成为小品培养基地。
1984年春晚还没结束，洪民生就感到“一定成功了”。那天晚上，几乎没有人离开演播厅，大家就地摆桌庆祝一起唱歌跳舞吃年夜饭。刚刚好五十六桌，“连数字都恰恰各民族大团结了”，直到凌晨五点，大家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极少喝酒的洪民生到处给人敬酒，喝了一瓶半茅台，他不记得那一晚说了多少感谢，只记得在之后的三十年春晚再也没有那样纯粹的开心。
之后的一个月，一麻袋一麻袋的信堆积在央视地震临建棚的办公室里。有电视从业者也给台里写信说，知道春晚反对“精神污染”原本很失望，觉得春晚要没看头了，没想到一台晚会尽是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这是一台反映百姓心声的春晚。
1984年春晚是洪民生认为至今最成功的一届。“那一届因为是最真诚的，春晚还没有那么多附加的东西，只是纯粹让老百姓喜欢”。
那届春晚之后，邓颖超亲自批示：春晚这个节目很好，要拿到国外去放放也很好。洪民生马上把带子送到大使馆。转年，春晚还没结束，大使馆的飞机已经停在机场等着把带子第一时间送出去。再往后，干脆算好时间给使馆送去提前录好的备播带，让在国外的中国人可以同时看到春晚。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1992年国际中文频道开播，全球直播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彼时，央视春晚早已经如同年夜饭成了中国人过年必不可少的一桌盛宴。
擦边球
春晚成为一件国家大事，不再是一群文艺工作者凑在一起的一场晚会。洪民生慢慢发现自己多了一重身份，春节联欢晚会的把关人。
如果是为艺术把关，洪民生当然是会欣然承担。
1985年春晚，因为黄一鹤追求创新而使场面失控，节目超时快5小时临时截取三小时内容；发行的工行纪念券被指借机牟利；刚刚回国的演员陈冲在台上的一句“你们中国人”更是引起观众不满。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里向全国观众道歉。
洪民生则到22家地方电视台一家一家去做检讨。他站在台上说，“你们挨骂都是因为转播了我们做的春晚，我要跟你们道歉。”
洪民生本来已经做了卷铺盖走人的准备，但他没想到，台里不但没有将他革职，还提拔他做了二把手，并继续负责春晚工作。
留在央视的洪民生必须做他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成为春晚的把关人，“这完全和艺术无关”。
把关的第一步，洪民生就给春晚提出了很多细碎的规定。比如，春晚所有节目甚至直播时要说的每一句话必须经过他审核；现场演出的时间和彩排时间误差不得超过三十秒；港台演员挑选要向上级报批等等。
这之后慢慢演化出了一套延续至今的春晚审核、彩排流程。1989年，春晚审查的规格上升到由政治局委员出面。1992年，洪民生离开中央电视台时，这套流程复杂到节目要通过五审才能上春晚，被称为“过五关”。
在央视的最后几年，洪民生这个把关人也仅仅是一个问题汇总者，他要听从太多部门的指挥。他能做的就是为最大限度地保留艺术打一些擦边球。
正式审查最少两次，工、青、妇、少数民族、解放军等代表都会来参加决策会，每一个部门都会给洪民生提意见。
洪民生当然有应付这些“临时领导”的法门，春晚审核节目前，洪民生都会主动给中央书记处书记李瑞环打电话报节目，把他觉得可能会引起争议的点提前讲出来，问书记可不可行。
到现场审查的时候，李瑞环已经首肯，各个部门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除了春晚，元旦晚会前，洪民生也会提前向领导汇报。
1989年元旦晚会前，洪民生给李瑞环打电话请示，姜昆的相声《特大新闻》里有“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的说辞，姜昆要在天安门摆地摊卖炸糕。洪民生问：“可以在天安门摆摊么？”
李瑞环说，“天安门摆地摊可以在相声里想象一下。办晚会就是要让老百姓开心，你们放心，有什么问题，我给你们担着。”
1992年，洪民生在任的最后一年，他向李瑞环汇报了当年春晚的节目后，两人又谈到了《特大新闻》，李瑞环对他说：“洪民生，我发现了，你都是在我这儿打擦边球。这个擦边球只要打好了就是好球啊。”
洪民生激动得一下子承认了自己的小心思，“您说到我心里去了。”
可是，不是每个球他都能打得好，“打到界外的多过好球”。
政治毁了春晚
退休后在家钻研书法的洪民生依旧关注着春晚，他喜欢看别人打出的好球。
1994年黄宏、侯耀文的小品《打扑克》是三十年来洪民生最喜欢的语言类节目，把官场里大官压小官讽刺得淋漓尽致。
“讽刺现实是相声小品的生命力所在”，洪民生把关春晚的十年会给每届春晚总导演提要求，每年至少有两个语言类节目是针砭时弊的。“能不能过五关要看打马虎眼的本事和造化，但是做不做是责任和良心。”
可是渐渐地，洪民生越来越见不到让他觉得痛快的节目，舞台一年比一年漂亮，但节目仅仅是每年变一下形式，内容却没进步。“尤其是最近五年，路子不对，老百姓过得还很苦，春晚却一直在歌功颂德拍马屁。”
退休后的洪民生养成一个习惯，每年都会去看春晚彩排，多少提一些意见。有一年，洪民生给总导演打电话：“千篇一律的宏大，这种思想一定要改一改，百姓需要现实。”
这位总导演很无奈地说：“洪老，上面的比我们胆子还小，我们是想冲冲不上去啊。”
洪民生知道总导演们的压力，后来也就不再给他们提意见了，“导演们心里跟明镜似的，我的意见都是在为难他们。”
几年前，台里组织干部去五台山旅游。到了庙里无论老少扑通跪倒一片，虔诚地叩拜，嘴里还念念有词。洪民生成了唯一站着的一个人，一时间他愣住了。
“跪在佛前的都是党员，节目里歌颂完伟大的祖国，然后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信仰”，洪民生说。
那一刻，他忽然想起退休前有一次到日本访问。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同行去请邓丽君回国演唱。邓丽君却说：不想来，因为她是有国民党背景的。
当时洪民生信誓旦旦地跟同行说，现在政治氛围已经开放了，总有一天邓丽君可以回国登台。可他万万没想到，邓丽君竟然一生都未被获准到大陆演出。
谈及如今的春晚，洪民生就会感伤从前。他和电视同行用十几年时间一点一点挤开裂缝，紧闭却只在一瞬间。
在洪民生的年代，春晚追求的是百花齐放，而电视人的信仰是万家争鸣。“政治毁了我们的春晚”。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