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是子虚乌有的?(2)

时间:2012-11-29 10:12来源:《细说大宋王朝36大悬案》 作者:向飞 点击: 载入中...

 

是子虚乌有吗?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学者对史料仔细考证后,对“杯酒释兵权”这一生动的历史故事提出了有力的质疑。


首先,《谈录》只讲罢石守信、王审琦二人的兵权,并无设宴请客这一情节。而《笔录》记载罢去兵权的夙将,除了石守信、王审琦外,还有其他几位将领,并增添了太祖设宴与夙将“道旧相乐”的情节。后世所谓“杯酒释兵权”一说,基本上都出于此。《涑水纪闻》则称石守信、王审琦等皆被罢军权,以散官就第,而又大事铺张设宴道旧情节,绘声绘影,恍如身历其境。看来,该故事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简到繁的递增过程。距离当事人的时代愈远,记载却愈加生动详细,显然,是编写人为了把故事写得生动有趣,不断添加、润色的结果。


其次,三书都说此事与赵普有关,但说法却不一致。据《谈录》,罢石守信、王审琦的兵权是宋太祖听了赵普一次谈话之后决定的;据《笔录》,则是在赵普多次苦谏之下,太祖“不得已”才同意的;而到了《涑水纪闻》,却是太祖、赵普两人共同谋划的结果。如此矛盾的说法,怎么能成为盖棺定论呢?


第三,上述三种史料,对石、王被削去兵权后的出路,说法也各不相同,有的只说“不令石、王主兵”,有的说他们“寻各归镇”,有的则说他们“皆以散官就第”。到底他们“释兵权”之后干什么去了,没有可以取信于人的一致的说法。


第四,“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在北宋史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不见片语。元末,根据《太祖实录》、《三朝国史》等编成的《宋史·太祖记》,对此事也不着点墨,如果真有这件值得当时称颂的大事,《实录》、《国史》是不会不书的。


第五,“杯酒释兵权”这件事究竟发生在北宋哪一年,以上三本书均没有记载,而比司马光还晚一百多年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说它发生于建隆二年(961)七月。仔细阅读《宋史》可以发现一个很大的漏洞,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初二)太祖母杜太后病逝,六月初到七月初,按照当时的惯例,应是国丧期间,当时朝廷上下不准作乐,更不准宴饮。赵匡胤不可能违反这种礼仪。而且“杯酒释兵权”故事说赵普正担任宰相,而建隆二年时,赵普的职位仅为枢密副使,三品,还不足以同赵匡胤密谋大事。他第一次拜相是在乾德二年(964),这已是“杯酒释兵权”之后三年了。


所以,许多学者认为,“杯酒释兵权”这件事虽然听起来很有趣味,但经不起推敲,应该是子虚乌有的。

 

反驳的意见

 

另一些学者认为,“杯酒释兵权”对宋代的政治、军事历程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不可能是杜撰出来的。其理由如下:


一,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军权的确是在建隆二年七月后罢免的,北宋的官方档案,如《国史》、《实录》等对此均有明确记载,无可置疑。这就是说,“释兵权”一事是完全真实的,余下的则仅仅是通过什么方式释去兵权罢了。


二,从方式上看,“杯酒释兵权”或许如后人所言,极具戏剧性,但若考虑到太祖与“义社十兄弟”的特殊关系,把它放在宋初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考察,却又是一件极合情理的事情。与“杯酒释兵权”类似的传闻应不少见。如王巩《闻见近录》所载“郊宴抑偃蹇”,几乎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另一个版本。版本虽多,源头只有一个,这只能证明“杯酒释兵权”确有其事,因记录者未能身临其境,记述有异罢了。


三,王曾只比丁谓晚生十一年,二人基本上是同时代人。《笔录》乃王曾亲笔所撰,丁谓的《谈录》并非丁氏亲撰,而是其后辈对丁氏谈话的追述,至丁氏外甥潘延之时方才成书面世。如此说来,王曾《笔录》的成书面世必早于《谈录》无疑。所以,认为“杯酒释兵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编造过程不能成立。


四,王曾为人忠直刚正,曾因抨击真宗制造天书,裁抑太后姻亲而遭黜,素有直臣贤相之誉。书以人重,王曾的经历和为人决定了其《笔录》所叙必多实录而少增饰。而丁谓虽也曾拜相,入主二府,但为人无德,真宗时的天书闹剧,多出自他与王钦若之手,后因交通宦官,结党欺罔,被流放海南,朝野目之为奸佞。故丁氏之《谈录》,虽然不必因人而废,但其史料价值决不会在王氏《笔录》之上。


五,皇太后的丧期问题。《宋史·礼志》载:“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太常礼院言:……准故事,合随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释服。”杜太后六月二日去世,按“以日易月”算,“服丧三年”实际只需二十四天。从六月二日到六月二十五日,正好为二十四天。二十五日即脱去丧服,标志着朝廷规定的法定丧期已过。“释服”后,除特别隆重的国宴之外,已不禁止一般的宴饮和娱乐。如《宋会要辑稿·礼》中就有当年“七月十九日……宴群臣于广政殿”的记载。所以,把杜太后的丧期说成是“六月初至七月初”是没有依据的,与“杯酒释兵权”的时间没有冲突。


由此看来,说“杯酒释兵权”经历了一个从简到详的发展过程,也许可以成立。但说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编造过程,则是不能成立的。


其实,我们可以忽略“杯酒”的细节,而关注“释兵权”的本质。总之,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一系列措施,有效地保证了宋朝军队的长期稳定,彻底结束武人乱政的动荡局面,其成效是不言而喻的。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北宋一代,武人以保身全名为大幸,太宗以后几无名将,唯一值得称道的狄青也遭猜忌而死。其后,在面对女真族猝然南侵的凌厉攻势时,北宋王朝轰然倒塌。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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