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担任汉口《大江报》记者发表短评《亡中国者即和平也》、武昌起义后任汉口军政分府参谋长、二次革命时在南京自任讨袁军总司令的何海鸣，二次革命失败后东渡亡命日本。他自称“予流落江湖二十年，惟妓中尚遇有好人”，因此当政治矛盾纠结难解时“乃又复纵情北里”。他扬言“人生不能作拿破仑，便当作贾宝玉”。

不过何海鸣对妓女还是有些同情的。早在1916年何海鸣在新出版的《求幸福斋随笔》中提出，“在世界上作人已是一件苦事，而作中国人更苦，中国人固然苦，而中国人中之女子为妓女者乃苦益无可伦比。予每一涉足花从，必闻见许多凄惨之事，扫兴而退，遂以是为畏途。嗟乎！安得黄金千百万，尽超脱千百万可怜之女子出火坑哉！”他还愤怒驳斥了毫无人性的鸨母领家。照她们的说法“我之妓女因我之金钱所购来者，我为资本家而彼为劳动者，是当服从命令与人交接勿厌，以饱我囊橐”。他指责“斯言也违背人道极矣！以美国解放黑奴之例言之，文明国之人尚不以异种人为奴，而自国之人乃反以同胞为贩卖品，此应受死刑者也。若言资本家与劳动者之地位，则资本家应保护劳动者，工作尚有时间，应接岂无限制？似彼鸨所为惨无人理，固法律所不能许者也”。1926年何海鸣的《老琴师》、《娼门之母》、《嫖客》、《从良的教训》、《温文派》等五篇小说收入周瘦鹃编辑出版的《娼门小说集》，被人称为“娼门小说家”。在小说中他喊出了“妓女也是一个人”的呼声，提出了不能蔑视她们的人格，“还妓女以自由意志”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