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代的国家与社会
西周代殷，制度因袭于殷商者不少，然而也自有损益。一致言之，西周最重要的创新，一是天命思想，一是封建体制，一是宗法体制。凡此三者，对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均有其影响。
周人代商，自以为获天命的垂顾，始能成功，于是推而广之，告诫自己的子弟，天命无亲、天命靡常，统治者必须兢兢业业，持守不失。《尚书》周初诸篇，无不叮咛再三。这种宗教观念与殷商的情况大相迳庭，殷商的原有宗教，基础建立在素朴的巫教(萨满信仰)，注意于人神之间的交通。张光直最近著作，十分强调此点。诸凡贞卜占问、祭祀礼仪，以至铜器文饰，均是为了建立人间与自然力量之间的交通管道。[20]
于是，殷商的祝宗卜史，具有重要的社会地位。有些大巫甚至成为祭祀崇拜的对象。这些祝宗卜史，大半是专业人士，但提出贞问的人物(贞人)则也可能是由商王及其他重要人物担任。如以武丁至廪辛之间为前期，康丁至帝辛为后期，殷商神权与王权之间的相对地位颇有消长。以贞问的范围言，前期所问，巨细靡遗，包括祭典、任免、征伐、田猎、行止等大事公事，以至疾病、生育等小事私事；而后期则仅及于祭祀卜旬、卜夕一些例行公事，及田猎征伐诸种大事，贞问的范围缩小了。更重要者，前期由贞人选卜问内容，也由贞人宣布占卜的结果；后期则商王自选卜辞内容，甚至自己判断吉凶。其实，不少后期卜辞不外商王的起居记录，贞人成为王的书记而已。贞人之中，有一些是政治上有地位的人物，见之于“登人”的记录，也参与征伐，担任将帅，大约原是部族长老。[21]
殷商王权，本来也由族长权威演变而来。“帝”之一词，既是祭祀之名，也是至高神的称号，帝乙帝辛居然自称帝号，与至高神分别为上帝与下帝。这一现象，一方面证明殷商后期王权的增长。另一方面也显示王权本有的神性。[22]
王原有祭司长的性质，贞人可以由部落首长(王也是其中之一)担任，即显示殷商未必有祝宗卜史一类的祭司专业，“祭司”是由长老或政治领袖兼任的。反过来说，祭司即是政治领袖。如以政治与社会两橛对立言，殷商的政治权力原本部分的由宗教的社会力而来，两者还没有分化。
西周以天命立周，虽然仍有祖宗崇拜，但是周人的祖先不是神，只是“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只是“三后在天”，只是“文王监在上”，占了天庭一个位子，而不能相当于天。西周人的先王，不是神或上帝；周王只是膺受天命，不具神性。这一发展，毋宁为中国文明走向人文主义的方向，迈出了有决定性的一步。[23]
周王不是神，也不能以政治领袖兼任祝宗卜史的职务，而殷商遗留下来不少熟谙礼仪的“殷士”，以专业知识“殷士肤敏，祼将于京”，为新朝服务，担任各种礼仪工作；安排礼仪之外，也可能负责书写及保管档案，作册与史官的关系，当也由此而来。[24]
近来出土的墙盘，铭文叙述一位殷商的史职人员微史刺祖归降武王，为王的腹心，历代相承，均有志业，到共王时作盘的史墙，仍以史为氏。史墙的儿子微伯*[疒+興]，仍以微为号，而且列代均以册形为族徽。[25]
殷周之际，这种人物不少，史墙的祖先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尚书·洪范》据称是箕子应武王询问而提出的答复，陈述了整套宇宙论的知识系统。姑不论《洪范》是否确是箕子所作，这个传说却反映了周人的学问知识方面，仰仗殷商旧人的情形。周初的这一大群殷商知识分子，在新朝的政治体制下，不能分享权力。他们博闻广见，却掌握了知识的力量，经由对于宇宙秩序及历史发展的了解，这些知识分子由政治权力手中，切割了一个新的领域——知识与意识形态的领域。在这一领域，将会有一些新的资源，有待政治力与社会力开发与争夺其归属。胡适《说儒》，以殷士为儒的祖先，可说极有见地。
西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与宗法结合，创立了大宗与小宗的等级制度，诚如《吕氏春秋·慎势篇》所说“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焉。疑先争，争先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嫡孽无别则宗族乱。”[26]
这两套制度的重叠，宗之，也就是君之，于是社会的“原群”族群，纳入了国家组织[27]
在殷商时代，国家权力的运作有赖于“原群”族群作为社会的基础。西周的封建与宗法不啻将政治与社会的体用两面，完全合一。惟其政治与社会完全重叠了，两橛中任一面都不能算是占了上风。因此，西周上层社会的这一发展，可能添加了稳定度，却也使社会不易有新因素出现。同时，国家也受制于“原群‘’的封闭性、礼仪性、原群伦理，而不能发展为理性的制度化。
由另一方面讨论，国家与社会的互相重叠，而不是彼此抗衡，有强化与稳定结构的功能。西周封建宗法的上层，虽然也不过是一种”原群“社会，到底仍有政治力以外的维系力量。当政治力量失衡时，原群的社会力即可由中取代。周厉王失政，愤怒的”周人“(亦即周王畿的贵族)竟可没有君主，维持十四年的共和政权。所谓共和，大约不是共伯和执政，而是重要贵族的集体领导。共和结束，宣王亲政，也意味着政治力与社会力重叠到一定程度，社会力不必、也不能一笔抹杀已经式微的政治力。厉宣之际周室能够稳定，也当由于周代已有文官体系的雏型。然而，文官体系终究是政治力的一部分，如果没有社会力的支持，文官体系也不能独自运作。[28]
宣王即位，号称中兴，但在三十九年时败于姜戎氏，宣王遂拟调查全国人数，《国语·周语》，”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规劝宣王不料民，以为古不料民而知道民数少多，由于平日即有种种数据：“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王治农于籍，蒐于农隙，耨获亦于籍，狝于既蒸，狩于毕时，是皆监民数者也，又何料焉。”但是，“王卒料之”。[29]
这次“料民”，大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势调查。宣王当是以国家的实力为考虑之点，而仲山甫所持之理由，列举的各项收入，其实是由一个贵族庄园上的日常活动可取得的数据。易言之，仲山父心目中的国家资源，原是许多贵族庄园的累计，国家与贵族原群社会，并未分开。宣王心目中的国家实力，则是以政权为主体的单元。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正反映西周原有国家与社会重叠的现象，在宣王时代已开始分歧。至于分歧的原因，可能是贵族集团在共和时期侵夺国家资源。也可能由于西周晚期的经济资源，已不再是封建体制能全部笼罩。总之，西周末期的国家不能继续原有体制，当与社会与国家逐渐脱幅有关。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