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侵华图

原本是一盘散沙的八个国家，各怀着扩张心思相互监视着着对方，却因为突如其来的一场民间运动最终联合在了一起，这脆弱的联盟也很快因为各自的利益而走向瓦解。

公使团5月20日联席会充满火药味，金发蓝眼的德国公使克林德释放了他致命的爆脾气，这个具有日尔曼血统的47岁男子，再也不想听公使们发动海军示威、派海军陆战队护馆之事争论了。他站起来号召另外十个国家“大家都把底牌亮出来吧，我们谈些实质的问题，中华帝国行将崩溃，我们把中国瓜分了算了——你们都想得到多大地盘？”

克林德以为自己说出了各国公使在心中盘桓多时而没敢说的话，时至1900年5月20日，驻进北京东交民巷的十一个国家，虽然都在中国各划地盘，但还真的没有人在言语或文字中明目张胆地提出“瓜分”一词。他们对中国时局各有自己一套盘算，既得利益在眼前，谁也不想一下子打破这个格局，所以，面对起事数月的义和团运动，公使团内部仍然是一盘散沙。

摸不透的底牌

德国外交大臣发来电报，严厉批评了克林德。英公使窦纳乐注意到，此后一段时间，克林德一直很抑郁，几次聚会他都不再多言。

这段时间窦纳乐话也不多，他曾经想面见慈禧，跟中国太后陈述变法与否的利害，被英国外交部阻止了。英国外交部远东事务次官伯蒂在6月初和德国驻英大使哈茨菲尔德的密谈中透露了英国政府的担忧：法国和俄国对中国有着更大的企图。但伯蒂并没有告诉哈茨菲尔德，他自己正处在犹豫之中，要不要向英国政府提出改变对华政策呢？公开支持光绪的维新？反正他本人对慈禧不抱信心了。在他看来，直接干涉中国内政，除掉已经当国40年的老太后才是英国利益所在。

从窦纳乐的英馆往南两三百米，就是俄馆，俄驻华公使格尔思是私下里与中国政府和官员接触最多的人，窦纳乐知道这位邻居是个两面派。拳乱以来，公使团就已经相约，不再单独与中国官方联系，要么就以公使团全体成员的名义照会或沟通，但是格尔思不怕惹众怒，经常秘密约会中国总署大臣。公使团里几乎所有人都对格尔思和他的国家存有疑心。

而俄国人眼里中国东北广大地带，同时也一直存放在日本人的心中，尽管这块土地的面积远远大于日本国土。这就使得日本人更不敢掉以轻心，俄国的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日本？冷静的日本公使西德二郎是公使团中少有的研究中亚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的专家，曾经考察中亚地区和中国的新疆。他一直按兵不动，相机行事。具有东方温雅男人长相的武官柴五郎是日本最早的中国通，他曾经一脸忧郁地分析过：中国国势衰微，西方以租借的名义或干脆掠夺走一部分土地，加之大批传教士涌入，对教民实行法外保护，从而使教民有外国势力可倚，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为此，本为无害的义和团一变而为激进排外主义集团”。（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对于他所言“本无害的义和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王道成教授，使用了“民族主义任何时候都是双刃剑”这样的判断。

相互钳制

西德二郎和柴五郎很清楚，同为在华既得利益者，西方人并不把他们当回事儿。虽然在战略上没把日本人看在眼里，但是公使团却在任何“一城一池”的得失上，盯死了日本。

最突出的一件事是甲午战争后，俄、德、法这些老牌得利者为了遏制日本在华势力的发展，曾联合迫使日本放弃了《马关条约》中规定的中国割让辽东半岛，这件记入历史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以俄、德“劝说”日本有功，渔利胶东半岛而结束。

英馆离其他几个馆有着一条御河的间隔，英馆能看到另外十个国家，相互眼睁睁地瞅着，谁也不想让别人多咬中国一口，要咬，大家一起咬。要攻，群起而攻之。这就是1900年的列强与中国的关系。列强，在当时并不具有贬意，而是像“诸位”一样，是个中性名词。

在窦纳乐看来，中国的利益就是英国的。沙俄在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清政府，而是占有长江流域的英国人。深得中国文化熏陶的日本人一直想联手英国对付俄国，看起来很像三十六计中的第二十三计“远交近攻”。

除了俄国，窦纳乐眼中还有一个敌人，就是德国。德国强租胶州湾时，英国无法像迫使日本“还辽”那样强迫德国，但他也不甘“落后”，马上借了威海卫才觉得不致于失衡。

正是这种相互钳制，限制了任何一强在中国的肆意妄为，并促成了他们在重重矛盾中寻求统一，没有统一步调谁能单独挣脱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谁又能进一步获利呢？

错把中国当非洲

在对20世纪初中国的看法上，分歧重重的列强很快就得到了统一：中国和当时的非洲一样落后，跟中国人说话可以直接用大炮。

留着两撇超长八字胡的开罗总领事窦纳乐上校1896年接到伦敦的调令，就任驻华公使，这是一项跨级的擢拔，窦纳乐很乐意接受。但是一到中国，他就发现跟总理衙门的交往很不愉快，跟这些人没有什么好谈的，他用父亲对儿子的口气指点总理衙门的大臣和章京（文书）。在他1896年给伦敦的一份电报上记录着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欧洲或者任何文明国家的统治者都不会像这些人（指清廷）一样管理国家。将中国看成是一个文明国家实在是大错特错”。具体到对华政策上，直接拿大炮来校正桌面上行不通的交流。

窦纳乐公使对中国的看法和言行，令他的同胞、被中国聘为“客卿”的总税务司赫德痛心疾首，这位已经在华工作了46年的老中国通认为，窦纳乐的任命值得关注了，“我辈之人多年来将中国人视为有文化和文明之民族的努力将被窦纳乐击败，因为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而其工作方法是基于对付尼格罗人(Negroid，黑人）的经验”。

简单粗暴的念头占领了窦纳乐的理智，以至于后来处理传教国在中国引起的民教冲突时，调兵成为他唯一思维。英国政府一直想拉回这头想要脱缰的马，在1900年5月底，英国外交部还来电指示他：不要挑头，不要多说话，凡事让别国公使牵头就是。

1861年自英法和中国签订《天津条约》后，各国开始向中国派驻领事机构，后来逐步升级为公使馆。在此后30年的国际政治风云中，世界经济的格局发生着重要的变化，资本投资代替了贸易，在中国经商被投资能源业、铁路并从中国抽血所代替。最终打破远东平衡的，是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结果，给西方列强打了一剂强心针，他们对华政策从此变得激进起来。

最直接的表现是，甲午战争前后在华工作数十年被称为“中国通”的第一批各国公使，相继调离中国，窦纳乐接替了在中国工作过15年的前任欧格纳。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