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版本的故事都说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开始仇恨犹太人。而事实上1919年（希特勒时年30岁）之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这一说法。唯一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就是希特勒的那本印了上百万册的自传——《我的奋斗》。他在自传中说自己是狂热的反犹主义者。1923年11月9日的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希特勒被投入兰茨伯格监狱，并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一书。正是这个囚犯身份让希特勒成为了民众心目中的英雄。而他自然不会错过这一美化自己行为的好机会，虽然那次暴动策划的水平令人实在不敢恭维。暴动失败了，希特勒锒铛入狱。此时的他十分不安，担心就此失去政党的领导权。他的党派虽然四分五裂，但是在1924年5月的帝国国会选举中还是和一些小党派一起取得了66%的席位。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希特勒认为有必要出一本书来指导革命。而出书的另一个目的则如1925年7月第1卷出版时的副标题所示：清算。
于是就有了这本真实度极其不高、语言又艰涩的“巨著”，充斥着反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惯用语，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经历。不过这些内容都是为渲染希特勒世界观之大成服务的。有关他自己经历的记录还有另外一个作用，那就是在读者面前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单是他的出生地布鲁瑙就已经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了。他写道，“那个地方位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边界。德意志的统一是我们这些青年人终生为之不懈奋斗的使命。”希特勒在林茨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那时的他就已经醉心于大德意志国家的理念。而在1909年至1913年居住在维也纳的那段时间，他“从一个弱小的世界公民转变成狂热的反犹主义者”。
奥匈帝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在首都维也纳希特勒形成了这样一种价值观，那就是犹太人是“芽孢杆菌”，“披着腐烂的皮囊”，是“精神瘟疫”，“比从前的黑死病还恐怖”。因为无论是卖淫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是马克思主义背后都有“犹太人”的影子。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写道：“我能记住几乎所有那些领导者的姓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犹太人。奥斯特里茨、大卫、爱伦波根，这些名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还说，他已看穿了“那些关于政党目标和意义的错误思想的面纱”。“拨开迷雾就会发现社会民主的字里行间露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微笑的鬼脸”。马克思主义“否认人的价值，挑战民族和种族的意义，并由此剥离了人类存在的基础”。简而言之，希特勒在“维也纳经历痛苦的学徒生涯”时已经看到并总结了“犹太人问题的严重”。他认为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关乎人类的生死存亡。
希特勒将自己刻画成一个早期的反犹主义者。而所有希特勒传记的作者均几乎不加分析地接受了这种说法，不管是布洛克、费斯特还是克肖。费斯特认为，希特勒的反犹倾向早在居住于林茨的青年时期就已经形成。而在维也纳，希特勒作为边缘人则完完全全成为了反犹主义者：一个失败的艺术学生，在难民营里也屡屡受挫，对国家和社会不满。反犹主义实质上就是“希特勒流浪汉式的仇恨无的放矢的一种形式”，“他在犹太人身上终于找到了发泄对象”。约阿希姆·C·费斯特：《希特勒传》，64页。费斯特在他书中写道，希特勒加入了“反犹者联盟”，尽管后来的研究发现奥地利当时并不存在这个组织。
这种观点似乎离事实更近一些。因为林茨是大德意志思想的据点，而维也纳在20世纪初是欧洲反犹主义的中心。在那里，不同的反犹主义并存。传统的反犹主义源于基督教，因为他们将犹太人看做“谋害上帝之人”；自由主义的反犹主义谴责犹太人的不宽容和与世隔绝；左翼反犹主义视犹太人为资本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代表；保守派人士则对犹太人的颠覆精神感到不安。从19世纪末就出现的反犹主义和以上这些看法或者偏见都不无联系，并且将所有问题都上升到种族的层面，以至于所有试图融合犹太人的努力都是徒劳。
在1910年的维也纳——多民族的奥匈帝国的首都，有大约17.5万名犹太人居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来自东欧。而1857年时，维也纳只有6000多名犹太人。大德意志思想的领袖人物乔治·李特·冯·匈奈雷号召“滚蛋，犹太人！滚蛋，罗马教廷！”他发誓要建立大德意志民族国家。这里还有文才出众的基督教社会党成员、市长卡尔·吕格尔反对犹太人对社会产生影响。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维也纳，英国种族理论家张伯伦还出版了一部伪科学的“巨著”《19世纪之基础》。除此之外还有顾伊多·冯·李斯特和他的老师、《奥斯塔拉》杂志出版人约克·兰茨·冯·里本菲尔斯发表的关于神秘种族主义的文字，认为人类学研究支持捍卫欧洲领袖种族纯净的思想。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对这些观念深信不疑，符合早期希特勒传记作者认定希特勒早期即反犹的说法。
但是奥地利历史学家布里吉特·哈曼在《希特勒的维也纳》一书中以及在她之前的美国希特勒研究者约翰·托兰都对希特勒在维也纳的那段岁月有与此相左的解读。他们对希特勒进行系统研究的结果显示：一事无成离开家乡的希特勒在维也纳虽然开始思考犹太人问题，但是他将犹太人看做一个独特的民族，其观点在根本上异于反犹主义者。他更多的是惊讶于犹太人在文化领域的成就，肯定犹太人的慈善机构。在他境遇一落千丈的时候，甚至于跟流浪人之家的犹太人以及犹太手工业者、犹太商贩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能够证明希特勒在维也纳时期已经成为反犹主义者的唯一证据就是他青年时代的朋友奥古斯特·库比泽克所著的《希特勒，我青少年时的朋友》一书。该书说明哈曼是在杜撰。书稿在战时就已经写好，相关的章节是库比泽克之后增补进去的。1945年，他因为和希特勒的私交被美国人逮捕，在格拉森巴赫收容所关了16个月。书稿就一直在家里搁着，直到他被释放后又失了业，才将书稿彻底整理完成，但是缺少了库比泽克承认自己是反犹主义者的章节。哈曼认为库比泽克在书中将《我的奋斗》中所号称的反犹主义强加给了他青年时代的朋友希特勒。哈曼的结论是：“他真正的目的是想说他的朋友希特勒在青年时期就是反犹主义分子，而他则是被希特勒带入了歧途。”
基于很多的证据，哈曼打破了许多陈词滥调。“比如说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情结是因为一个犹太教授。还有更加轰动的说法，认为希特勒反犹是因为在维也纳利奥波德城被一个犹太妓女传染上了梅毒。而事实上1908年反犹主义者曾高举大旗反对维也纳歌剧院院长古斯塔夫·马勒，而希特勒却始终十分尊敬他并且推崇他为瓦格纳的阐释者。”哈曼还写道，“在朋友库比泽克的陪伴下，19岁的希特勒在雅霍达家里享受音乐之夜、家庭生活和犹太知识家庭的文化。他很喜欢这一切，从未表现出任何一丝反感。”早在歌剧院的底层站立区，希特勒就认识到了犹太人的文化之美。因为他自己也喜欢文化，所以可能对犹太人也有着景仰之情。除此之外希特勒有足够的理由对犹太善人们心怀感激。“他1909年流离失所时曾受到许多犹太社会福利机构的恩惠，从公共暖屋到免费施粥，从麦德林流浪人避难所到布里吉特瑙的流浪人之家。”哈曼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