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学书籍及其携带的新思想还通过各种公共的、甚至偶然的途径进入到青年人的阅读视界

除去学堂、书塾里的日常教读，这些新学书籍及其携带的新思想还通过各种公共的、甚至偶然的途径进入到青年人的阅读视界，影响他们的思想并不断扩散。在晚清，专营新式书刊的书局虽然不多，但在新思想的传播方面还是起过不少作用，新书局的创办者大多本身即为维新志士，旨在传播思想而不在经营商业。像芜湖的科学图书社，像熊希龄在常德开办的启智书局，从上海运来新书报，从不意在卖书，而只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此读书。朱经农回忆说，他们兄弟几个常常一整天泡在书局里，只看不买，店员照样欢迎。兄弟友朋间的传递也是传播的重要方式。比如周氏兄弟，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常给国内的弟弟们寄书，仅1904年4月一次，周作人就收到鲁迅从东京邮寄回来的《清议报》、《新小说》、《西力东侵史》、《新民丛报》、《译书汇编》等书刊共二十七册，周作人形容当时的心情，简直“喜跃欲狂”。丁文江在留日期间几乎把每一期读完的《新民丛报》都邮寄回国，给大哥丁文涛阅读。吴玉章的“新学”经历也完全是受他二哥影响。当时他的二哥在成都尊经书院读书，常在志古堂书店购新书，读完就寄回家乡给弟弟。后来成了四川革命巨擘的吴玉章回忆说，当他读到康梁（特别是梁启超）痛快淋漓的议论以后，很快就成了他们的信徒，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而张治中最初的新式阅读，竟是别人从外埠包货来的破烂不堪的旧报纸。和他一样，后来成了著名报人的黄天鹏也是从城里亲戚寄来的包礼物的旧报纸，开始他的新式阅读经历的，这些报纸不仅成了他新智识的食粮，也成为他关心时局、志愿兴亡的鼓动者。还有那些由留日学生通过肉松罐、茶叶罐和各种秘密方式输入内地的革命书刊，更是不计其数。

五、晚清的新式阅读将“自由”、“平等”、“自尊”、“自治”、“公德”诸多名词传遍读书人的脑际，革命新思潮逐渐得以形成

从这些散散碎碎的记忆和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清中国知识与思想的传播路径。这些新式书籍把所有年老的、年轻的、感时忧国的读书人汇聚在一起。有主张立宪、主张修补与改革政体的，也有主张彻底推翻皇权统治的；有主张政治革命的，也有主张种族革命的。追溯其根本，只一个字——“变”。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虽然存在林林总总的思潮与团体，但各派对更新旧制度的政治理想却很一致，对西艺、西学、西政的阅读和渴求也是一致的。即便做了“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也承认，学了各式新学的人们，不管是“旧学派”、“新学派”，都会产生同一种信心，就是要“救中国”！当新式阅读将“自由”、“平等”、“热诚”、“冒险”、“毅力”、“自尊”、“自治”、“公德”、“私德”诸多名词传遍读书人的脑际心间，就有了那么多的恸哭穷途，又戮力奔命。由此，晚清的数十年的思想完成了更新，新思潮战胜了两千年的传统思想，从而引发了1911年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