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资料图） 

要讲中国文化，实在不能以一概万，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强地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本质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粹是儒家或孔孟之教。

孔子秉承周公汇集教化的宗旨，只是“陶铸尧舜”，教导人们如何塑造圣君和贤相的典型。

常有人问南怀瑾先生，“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吗”？他常不知所对。

他以庄子的“大椿之树，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为喻，说：“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因时代久远，自然会形成庞杂而高深的特点，枝条茂密，干叶缤纷，又加上攀附干叶之外的藤萝茂草，纵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一一剖析精详，又岂能随便即加定论？”

但南怀瑾先生仍然以他毕生所累积的知识，对中国的儒家文化的流变做论述，微言大义，是非评价皆在行文之间。（以下根据南怀瑾先生文稿整理）

儒学的误会

要讲中国文化，实在不能以一概万，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强地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本质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粹是儒家或孔孟之教。再看历史政治学术思想的运用，实质上，也掺杂了法家、道家、兵、农、儒、墨等诸家之学，并非完全属儒家学说。

讲到文化，首先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更要精细读我们先民的历史。对于有堂皇尊号三皇五帝等，暂且不论，只要从众所周知我们的共祖轩辕黄帝所建立的文明开始，大家就会了解，我们的文化是有上古原始自然科学的天文、星象、历数，以及人群生活技术的农业、畜牧、兵器等的开发所形成的；然后根据自然规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务的政体官制。但是这一切的上古传统学术，后来却被汉代的历史学者们，统统将之归纳到道家、阴阳家、杂家的范围里，因而形成汉代以后的中国文化，似乎只有读书的儒生们所代表的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个现象完全是由误解产生的结果。

如果说自周公制定礼乐，再经六百年后孔子删诗书、订礼乐，形成的孔孟、儒学，就是中国历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尽然。须知周公、孔子著书立说的目的，只是汇集先民对于人道文化的精华，传之后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都能做好一个“人之谓人”。万一出而为政，为社会人群来做大事，必须博古通今，知道如何才能做好一个圣君贤相。换言之，孔子秉承周公汇集教化的宗旨，也正如庄子所说的只是“陶铸尧舜”，教导人们如何塑造圣君和贤相的典型，使他为人群服务而不负平生所学。

但遗憾的是，自秦汉以后，所谓的儒生们，为了谋求荣耀的职业，而出仕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权力的帝王陛下，臣伏称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更不是号称有“致君尧舜”之道的臣子，岂非春秋大梦。由此而使负有师儒之道的儒家学说，以及“五经”“四书”等儒学内涵，反而变成千古蒙尘的迂疏之学了。虽然如此，但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历代的儒生们，总算还保留周、孔之教的精神，而使儒家之学发挥了经络作用，成为周延贯穿诸子百家的重要文化了。等于人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如果没有经络的作用，就会断绝生命而无生机了。

师儒之道

从周武王奋起革命，推翻殷商末期纣王的暴政，建立诸侯分封，中央集权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于欧洲历史上的联邦政体。但周朝封建制度，并非类如欧洲中古时代奴隶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政体，由周公姬旦制定礼、乐、刑、政制度，并以师儒之道为最高导向，所谓：“师以德行教民”，是以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为基础；“儒以六艺教民”，是以全民自治的文武合一和生产技术相结合为根本。但时势的驱使，任何一种体制，始终难逃盛极必衰的自然规律，所以周初封建体制虽然是以师儒之道精神为基础，但是经过几百年，也便趋向衰落而变质了。

到了春秋时期，所谓师儒之道的礼、乐遗风，只有周公后嗣的鲁国，大体上还保有周礼文化儒术的规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鲁国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遗志的精神，“删诗书，订礼乐”，传述德行之道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相结合，保留兼备师儒为一的教化，作为后世的准则。孔门弟子如颜渊、曾参，传承了孔门以道兼艺的精神；至于子游、子夏等人，稍有不同，是以文艺兼道为主。因此，春秋末期，在鲁定公、哀公、（公元前509~468）时期的鲁国，还保留儒术最为纯朴的风气，这也就是后世至今所说，鲁国这个时期，为儒家学术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时期。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