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单世联的新著《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面世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之时，除了其对中国现代思想所作的独到解释之外，其重要价值至少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

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的现代文化中必然含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成分。然而，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却甚少对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深入探讨，有所提及时多是说它们在救亡图存、经济建设、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至于其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即便在以“站在边缘看中央”自诩的民族学(人类学)领域也少有人置喙。毋庸置疑，作为有效的社会动员工具，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仍将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从本质上说，它们的作用仍是“双刃剑”式的，发展到极致就是以国家或民族的名义取消或限制个人自由，“把国家建构与个人自由对立起来的后果，是个人自由未得，国家亦未‘现代’”。

单世联认为，理解德意志现代文化有两个关键词，既“文化”与“民族”。“自18世纪赫尔德和19世纪费希特以来，‘民族’在德意志文化认同中就具有核心地位，民族主义成为德意志文化的基调，不但极端强调民族之于个体具有优先性，而且狂妄地自信德意志民族承担着拯救‘西方’的使命”。在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影响下，基于对普鲁士—德意志民族以及国家价值的绝对化，产生了“国家理性”，“其核心是德意志民族优先于个人，国家意志是植根于历史而又超越个体意志的整体”，“在这种体制下，集体(民族、国家、社群)是价值的基础，不但个体要服从，而且不同的利益集团和政治党派也应以提升国家的总体利益为唯一目标”。“德国自觉站在‘西方’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以其偏重统一和秩序的总体精神以及国家之于个体的强权意志，建构了一种反西方的现代性”，这种缺失了自由民主的现代性是跛足的、片面的。极端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曾经推动了德国的“大国崛起”，也产生了其最极端形式———纳粹主义，最终导致了对世界和平和文明的巨大破坏。

遥远的德国所发生的一切，并非与中国无关。单世联认为，“由于中国在建构现代国家时一再遭受挫折，国家建构优先于个人自由的德国理念也就一直在中国畅行”，先有康有为、梁启超，后有力行社、战国策派，均热情宣扬国家主义。“国家建构是20世纪中国政治合法性的主要依据”，“作为对传统专制政治的批判和取代，从戊戌到‘五四’的中国主潮以‘自由民主’为理想旗帜和动员口号，但因此展开的社会运动和政治革命虽然终结了传统专制政治，却也启动了更为严密而暴虐的‘新专制’，无休止的革命确实瓦解了中国社会的中间结构，国家权力成为组织社会的惟一形式而如水银泄地般地监控着每一个国民。直到1980年改革以后，‘社会’才从国家的网罗中撕开一丝缝隙，‘民间社会’、‘公开领域’等也才成为学术话题”。

因为有对德意志文化的深刻反思，单世联才能对中国现代文化中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作出冷静的评价，“21世纪以来，浓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在经济奇迹的支撑下再次弥浸在中国大地，其中有大量‘战国策’派的认知、情绪、论式和判断。虽然其中动用了大量新的理论资源，但总体上，似未超过半个世纪以前的先驱。中国正在崛起，这个崛起应当是和平的、理性的，是能够使全体公民站立起来，是能够参与全球普遍文明建设的崛起”。

重视“西学”的不同来源

单著明确认为：“中国现代性只能是在继承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以获得中国特色，而不是在反西方现代性的前提下以‘中国特殊’取代‘西方普遍’。”

问题是，西方并非只有一个，在思想世界、政治制度、日常生活方式上均一、同质的西方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德意志就是一个“反西方”的“西方”国家，“如果说‘反西方’是理解德意志历史的线索之一，那么‘反启蒙’则是理解德意志文化的线索之一”，“在反‘西方’、反普遍化的情绪和意向中，德意志建构了以民族/国家/社会/集体为核心的总体主义、权威主义的另类现代性”。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之于中国的意义在于：“没有统一的西方，向西方学习存在着向哪一个西方学习的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以理性、民主、科学为核心的西方近代文化已面临着严重危机。”

必须承认的是，“在西方的压力下学习西方以探索中国现代，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改造中国而实现自我更新，这是一个漫长曲折、至今也没有完成的中国故事。在此过程中，德国、苏俄、美国等都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在中国发挥着现代典范的作用”。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文化界对这个长期处于西方边缘，却在百年内从一个只是地理概念的德意志发展成一个称雄欧洲的民族实体和工业强国的民族的认识也日益深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和日本在二战结束前都实行集权体制，是所谓“跛足的”现代国家，而且同为二战策源地，日本还直接侵略过中国，但中国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对日本的兴趣却远较对德国浓厚———不说流行的日剧和AV女优之类，就连日本三流学者的作品我们也翻译了不少。

郑杭生先生曾以中国社会学为例，提出了研究“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时的“理论自觉”问题，他尖锐地指出：“追求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的目标，那么结果就会是消极的……一味学欧美的东西，这样的学生很难期待他有什么‘理论自觉’。”因此，“中国社会学需要的是对西方社会学的借鉴，并主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实际，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悠久的丰富传统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列、一个验证”。

然而，要实现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并非容易，首先需要的就是分析、识别“西方”的能力。单世联认为，当代中国的基本矛盾仍源自“两个西方”，一个是已被中国内化了的西方社会主义，一个是长期被中国拒绝、改革以来逐步引进的西方资本主义的部分实践。全球化时代和快速社会转型的双重迫切需要使得我们必须对不同来源的“西学”兼容并蓄，其中，对德国文化的研究尤显重要。在未来中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仍将是主要的思想路线。苏东剧变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从对“俄化”气质和因素的自动清理入手，中国学术界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主张，作为对马克思的另一种解释，就是要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苏联追溯到德国。

单世联说，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德国传统，首先就要回到经济决定论，“但在德国，传统的社会主义并不只是经济决定论，它同时以社会民主为主题。当代中国最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一是如何解决经济发展后贫富悬殊，二是如何建立现代中国的民主制度问题。如果说兼顾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是社会民主主义之所长，则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取向就必须吸取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源”。

追求文化多样性

“去政治化”时代的特征之一即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去理论化”。与许多学人不同，作为当代中国著名的文化思想研究者，单世联一向不惮于对现实问题作出独立的“理论”回应。多年之前，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正在被“高张”的时候，他就提出了“能否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在政治与美学之外讨论文化产业”。他说，“重要的不是抛弃政治标准和审美观念，而是使它们成为我们文化产业批评而不是拒绝文化产业的理据，这就必须确立一个能够包容它们又不为它们所拘束的更为开阔的文化论说”。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到今日，遍地兴起的圈地运动式的“文化产业园区”和已经引起社会公愤的“庸俗、低俗、媚俗”文化事相之难以遏制已经从反面验证了单先生判断的前瞻性。

2005年，单世联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一文中对“文化多样性何以可能”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强调只有经受了全球化时代的洗礼的多样性才是值得我们向往的多样性。五年之后，从反思德国现代历程的教训入路，以承认人类的共性为前提，他又“对于中国这样拥有深厚传统和伟大贡献的文化大国来说，如何理性地追求多样性”这一重大的现实问题作出了直接的回应。

在当代中国，文化多样性问题不但是文化思想的重大议题，也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论争息息相关。单世联所提出的这些基本结论，不但是对这个议题的理性探索，同时也基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切反省。2011年4月1日下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和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联合举办的《启蒙的艺术》大型展览在北京正式开幕，这也是新国博首次迎来的外国展览。德意志文化本以“反启蒙”为特征，现在却似乎成了“启蒙”的典范，这本身就很值得思索。国博开幕展为什么选择德国，我以为，在《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中才能找到最有解释力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