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启雯

　　叙事学上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一部叙事作品的作者同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分裂”的，譬如《红与黑》中充满了激情和焦灼的欲望，但司汤达本人的最高理想却是“孤独和独立”的，只乐于在冷静的观察中享受生活——这只是差异，而走向极端也不乏其例。人们早已发现果戈理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深切的崇高，但在实际生活里，“许多追求美德的情节，他们自己却绝不追求”。这些屡见不鲜的事实，使作者成了作品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于是，只要稍有些文学常识的人都不会由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人物和隐含作者去推测作者本人。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在这些规律之内，以客观、不动声色著称的福楼拜曾宣称：“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而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贾平凹在其作品中体现出的“作家自我的心灵传记色彩”，恐怕在中年一代的作家中是最强的。首都师范大学文学评论家张志忠甚至责备贾氏不能在自我和作品之间进行很好的区分，“有意无意地造成作家自身与作品内容的相应和”。无论是《废都》、《秦腔》、《高兴》，还是《古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皆带有“作家自我的心灵传记色彩”。这也成为人们了解作家、进而更深入地理解作品的“突破口”。

　　《古炉》的故事发生在陕西一个叫“古炉”的村子里，这个以烧“瓷货”为生的老村，树木繁茂、人丁兴旺、偏远、封闭，并保持着传统风韵，但这份宁静从1965年冬天开始结束了。古炉村里的几乎所有人，在各种因素的催化下，被迫卷入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时间一直发展到1967年春天，一个山水清明的宁静村落，在“政治”虚幻又具体的利益中，演变成一个充满了猜忌、对抗、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废墟。

 

　　事实上，贾平凹把对一个作家来说最珍贵的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记忆融进了这个小乡村，并将对母亲与对自然的眷念寄托在蚕婆与狗尿苔的身上。小说选择了一个四类分子家庭的孩子来作为主角与最重要的叙事角度，这个孩子是他蚕婆从州河里捡来的，长得小，长得丑，婆叫他平安，村人们都叫他“狗尿苔”，生活在古炉村，因环境逼仄，但他得秉天气的灵气与动物、植物交流，能闻得到死亡的气息——这算是一种“魔幻现实主义”吗？未必，贾平凹是把他的“异能”坐实来写的，他的灵气是乡村灵气的一部分。狗尿苔进不了这个乡村的“社会生活”，但他还是个一颗心热着要掺和到人群里去的孩子，宁可顶着呵斥，他也喜欢四处看个热闹……

　　通过狗尿苔这个站在“戏台”边上的边缘人，“文革”这出戏开场了，并像微风一样一点点渗透，它撩起了村里人们的是非口角、邻里矛盾。最终在“革命”的召唤和名义下，一个平静的村庄最终成为武斗的现场——“派系争夺”和“血腥对决”荒诞上演、荒诞落幕。

　　《古炉》反复诉说“人”怎么坏，堕落、贪欲、极端、不择手段……整个村庄好像没有一个可持久的坚固定点，所以，人的内心摇摆不定。借用主流说法，这些“人的内心摇摆不定”确实是“不高尚”、“不健康”乃至“不正确”，但从另外的层面看，是不是可以由此说，荒诞的年代，其实人的处境何其可怜，作家却一定要用好强去掩饰虚弱，用坏去抗争好，用欲望去抵消无聊，如此种种，何尝不是自我挣扎的写照呢？显然，动荡的年代给人性的“恶”充分展示的机会，当整个社会在没有一个柔软踏实的平台能接得住各种下坠的人生时，生活碰一碰，就碎了。黑色的荒谬，就在于将荒谬当作极正经的事情去做，自己却浑然不觉，只能留给隔开一段时空距离的后人去凭吊。

　　古炉村农民的日常生活的呈现并不是为了给批判“国民性”提供佐证或理由——在这样的事件中任何对农民劣根性的指责都没有力量。当然，《古炉》也不同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通过展露创伤来表达对“加害者”的控诉——它意在将完好皮肤上伤口从出现到溃烂的过程展现出来。《古炉》的写作，似乎延续了《秦腔》、《高兴》等的写法，重整体，重细节，以实写虚，混沌而来，苍茫而去。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