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3事件”前，领导派我到了阿尔巴尼亚，9月9日晚上才回来，10日我按惯例休息一天，9月11日上午开了总结会。因为快要过国庆了，林彪在北戴河休养，随时可能回京，所以我们都做好飞的准备。我回来以后是礼拜六，立刻就送了一个训练计划，任务之前肯定要熟练飞行，这是11日。12日是一个礼拜天，放假了，到了12日的晚上就出事了。吴法宪电话打到我这里，询问“三叉戟为什么到了山海关”，我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知道这个情况。吴法宪说“你当师长怎么什么也不知道”，还批评了我一顿，我硬着头皮回答：“我确实不知道，我不会跟司令员说假话”。挂了电话，我第一时间拨通了胡萍的电话询问，胡萍说：“你告诉吴司令，飞机正常训练”，我就信以为真了。十几分钟后，我接到通知叫我赶快去指挥塔，我急急忙忙赶过去，一进去，吴法宪又把我批评一顿。“飞机走了你都不知道？”我说我确实不知道。

我个人也有一些错误。那天传达命令，“两点半以后禁航”。得到命令后，我就要去传达，一出门就碰到胡萍，胡萍是老师长，又是空军副参谋长，我就先给他报告。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脸特别的难看，一点表情都没有。随后，我拿起电话给作战科下命令，并告诉他们向沙河机场那边传达，我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命令不准起飞”，作战科问南苑机场和西郊机场呢？我说我亲自传达。我本人就在西郊机场，我一说不就传达了嘛？可是南苑机场那边我一忙乎给忘了，结果有一架直升机跑了。这是我的责任。

被关了11年，生活待遇还不错

“913事件”后经过40来天的审查，专案组的人就把我弄到空军招待所学习班，实际上就是把我给关起来了。我一遍一遍地交代那些问题。专案组的人说我是背下来的口供，我反驳说，这不是背下来的，而是说了很多遍，当时发生的事情还能忘吗？从那以后就一直关着。不过，我还是干部待遇，住在疗养院，条件也都挺好。一人一间房，木地板、一个三屉桌、一把椅子、一张钢丝床，门口24小时都有站岗的，就这样待了七年。

1978年，我被弄到山西劳改农场，公安部一个处长宣布我是“林彪死党”，我说我怎么成了林彪死党的？我要申诉，他说申诉是你的权利。可是哪有说理的地方啊！虽是关着，但待遇还不错：三菜一汤，一个肉菜、两个素菜、一个汤、米饭、花卷、馒头。到了山西就更好了，专门有一个厨师给我做饭。那些管教干部没有把我当犯人。我现在想，关起来也可能坏事变好事，等于把你保护起来了，人家也没有逼供，也没有虐待你，生活上还比较优待。

直到1982年我才回来，在家里待了三年，组织上给了一个结论“犯了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我1943年当兵，一天没有离开过部队，结果给我算退休，连离休都不算，还从正师降到正团。直到今天这个结论也不了了之。现在，我很坦然。脚正不怕鞋歪，咱没有做亏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