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他看到一位老先生在烧一堆旧字画，其中一件书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格外关注，凑近一看，原来是一张明代宣德年间内廷专用的乌丝栏，此物系皇帝专用之物，想来是流落民间后，再经两百年，到了大书法家董其昌手里，为了表示宝爱，也为了传诸后人，就在上面写了兰亭序。韩天衡当即表示要购买此帖，老先生看看周边没人，壮着胆子报了个价格：50元。韩天衡马上答应，但他当时拿不出这笔钱，就嘱他先藏好，自己回家凑钱去。怎么凑呢？说来心酸，一对大红袍鸡血石送到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得10元，再卖掉两只玉笔筒，得2元，再卖掉张熊的十二开册页，得2元，最后又卖掉两套明代的古籍，得5元，好不容易凑了17元，算是付了订金，而余款花了10个月才付清。10年后，谢稚柳和徐邦达两位大师看到这张法书后大为惊喜，赞不绝口，称其为不可多得的国宝级文物。

　　其实，早在“文革”之前，韩天衡就开始搞收藏了。三年自然灾害那会儿，无论私人的古玩店还是国家的文物商店，都是冷冷清清，但韩天衡还是有空就跑去看一眼，那时文物商店的东西真便宜，比如吴昌硕的一副对联，只要四五元钱，田黄印石，也不过30元左右，算是大价钱了。但即使如此，看得中并不一定买得起，当时韩天衡还在部队领津贴，只能从牙缝里省一点出来买几件玩玩，主要是为了学习书画和篆刻，从来没想过半个世纪后会升值几百倍。

　　韩天衡从小奏刀治印，对印材格外关注，至今藏有上佳印章石数千方，同时他对古印研究也颇有心得。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年，他去香港讲学，闲暇时逛古玩店，意外发现一枚汉代金印，印面为“关中侯印”，应是研究印学发展与古代官制的一流标本。商家索价十多万，韩天衡不容自己犹豫，马上从朋友处借了钱来购得。后来他请上海博物馆老馆长马承源先生鉴赏，马馆长表示这枚金印重达300多克，属于印中大器，上海博物馆也陈列有一枚金印，是晋代的，重不达120克。所以韩天衡得到的这枚“关中侯印”，堪称稀世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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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佳石，一方端砚，出国讲学兼淘宝

　　韩天衡向我回忆起抢救流散文物时的表情最为生动：“当时香港古玩店最集中，有好东西，但价格吓人。而澳门有更多机会，当时大三巴牌坊下面一带是烂鬼楼，环境脏乱差，臭气冲天，但有数十家古玩店云集，当时内地正值市政交通建设高潮，常有古墓见光，文物失散现象严重，经文物贩子之手辗转流落港澳台，我有空就去那里淘宝，一般区区几百元就可以买到汉唐时期的高古陶瓷了。后来我咨询了文物专家，专家表示，你以一己之力回购国家流散文物，是爱国行为，所以我胆子就大了。有一次有朋友拿来两方齐白石的印章，我一看，是老人家为杨皙之刻的，皙之就是杨度啊，我马上要了。他又告诉我，在德国某古玩店里发现一枚齐白石的印章。经他一描述，我判定系真品无疑。可怜白石老人一生没有出国，他的印章倒流落海外。于是我表示要买。一个月后，这位朋友果然从国外买回来了。从此我知道欧洲有不少中国古董，那么我后来去那里办画展或讲学，就去逛那里的古玩店，如愿以偿地买到不少好东西，那感觉，就像将一个个孤儿领回家。”

　　韩天衡印象最深的是在日本东京一家古玩店里的经历。当时，他发现了一方大西洞端砚，尽管商家开价不菲，但购藏决心不可动摇。成交后，日本老板问他是哪国人。韩天衡请他猜一猜，日本人一连猜他是韩国人、新加坡人、中国台湾人，最后韩天衡骄傲地告诉他是“中国大陆人”，对方当场失控，尖叫起来：“过去都是我们日本人到中国大陆买古玩，现在风水转了，大陆人来日本搜罗古董啦！”

　　上世纪80年代初，韩天衡去新加坡办书画展并讲课，在展厅里他分明听到新加坡的收藏家说：中国人每月工资只有区区几十元，凭什么韩天衡的画要卖到上万？我看这是乱开价，中国书画家的作品永远卖不过我们南洋艺术家的！

　　这话使韩天衡大受刺激，激愤、屈辱兼而有之，但好在这一切情绪都被他溶化于不懈的奋斗之中。“再看今天，流落日本的中国古董，比如瓷器、文玩、字画，不都一批批地回流，出现在内地的拍卖会上？而南洋诸国艺术家的作品，不论艺术品格还是卖价，能与中国比肩吗？他们把在中国开个展视作一生中莫大的荣幸。这就说明，国家强大了，艺术品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来，艺术家才有崇高地位。告诉你，我的这份感受是饱含眼泪的。”韩天衡激动地说。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