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历史与地缘关系,或许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所表达出忠君、尚武的内涵更受日本人的青睐,传统上不断汲取中国文化的日本自然是不会放过这样优秀的作品。据资料显示,《三国志通俗演义》早在300年前就流入日本,起初只在日本上层社会流传。随着日本对中国文化的需求日增,逐渐流于民间,吸引更多日本学者重新翻译与整理。而真正走向民间并使之具有广泛影响的,应该归功于日本文学泰斗、享有日本国民作家与大众文学第一人美誉的吉川英治。
吉川英治在少年时期就沉迷于久保天随所译之《三国志通俗演义》,并立志写出一本更为通俗更符合日本人阅读的三国志作品。事实上,吉川英治本人并不懂中文,因此他是根据日译《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版本来进行再创作的,同时将个人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延伸至作品中,三国这段动荡的历史给予其极大的发挥余地。在他看来,三国时期动荡的原因除了天灾就是人祸,官宦乱政与诸侯的野心促使乱世的提前到来。小说的开篇以刘备为母购茶点出其忠孝本性,官僚的腐败与压榨、饥荒与战乱带来的种种非人道的痛苦让他立志拯救万民于水火,此后的建立义军、反抗董卓的暴政以及谦让徐州的一系列举动都是源自于此。
与之相同的还有曹操形象的刻画,在吉川英治的眼中,曹操是典型东方式的英雄人物,而非中国传统刻画下一意贬低的“汉贼”。有血有肉有抱负的举止遍布全书,进而探索曹操的精神世界,他可以在一念之间灭人全家,也可以在政治诉求上留有余地,甚至可以在战败时痛哭,而后又恢复斗志向自己的理想前行。可以说吉川英治重新塑造了曹操的人物形象。通过故事可以看到,吉川英治的观点更注重现实的理解,治乱兴亡的根源尽管要从人本身出发才得以解决,但人是摆在第一位的。
小说始终是小说,文字化处理必然涉及到文学所必须具备的美感。吉川英治视《三国志通俗演义》为诗,因此抛出中国人更为关注的谋略厮杀场景以及中国说书人叙述开场的桥段,加以大胆的改良。最为明显的是将人物对白作为推进小说前行的动力,将人与事对应起来。小说的进程如行云流水,文字的清新隽永又使之同时具备古典与现代的双重韵味,极具艺术个性,难怪日本文学评论者亦将吉川英治的文字赞为“百万人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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