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发源地，其政治变化值得高度重视。在2010年议会选举中，轮流执政近百年的英国两大主要政党——工党和保守党，均未得到单独执政所需的过半数议会席位。经过谈判，大选中得票最多的保守党和英国的“第三党”自由民主党携手上台，以两党“钟摆政治”著称的英国出现了战后首个“联合政府”。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复杂，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通过对这些原因的解析，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比较深入地了解近年来英国政治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对未来英国政治走势的影响。
两党制的英国因何出现联合政府
此次大选中英国出现联合政府的直接原因是原执政党工党输得“不够惨”，原反对党保守党赢得不够多，并非真的出现了“三分天下”的政党格局变化。
目前，英国下院共有650个议席，获得326席的政党有权单独组建政府。在这次大选中，保守党赢得306席，工党得到258席，自民党获57席，其他小党共28席，最后一席也于5月底决出。在没有政党超过议会半数的情况下，英国的惯例是执政党有权先与其他政党展开谈判，组建联合政府。但是，自民党事先已经表示不与布朗领导的工党联合执政，而且两党此次议席之和只有315个，组建联合政府还要得到其他小党的支持，成功的希望渺茫。因此，布朗做出高姿态，让保守党和自民党先就组建联合政府进行谈判。为改变自民党对工党的态度，布朗进而辞去工党领袖职务，减少其个人因素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种努力没有奏效，保守党和自民党通过谈判顺利达成了组建联合政府的决定。
实际上，工党在此次大选中虽然与2005年举行的上次大选相比痛失97个席位，但还是要比人们预想的好一些。大选之前，英国很多民意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工党的选民支持率不仅与保守党相距甚远，甚至已经低于自民党了。大选中，保守党虽比上次净增109席，但距议会半数还差20席，难说大选成功。自民党在上次大选中得到66席，此次减少9席，也应该算是失败者。只是由于工党和保守党都没过半数，自民党才成了英国政治天平上具有决定性的砝码。
但是，从选民支持率上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据统计，本次大选中保守党的全国得票率约为36％，工党29％，两党以65％的选票得到了将近87％的议席，而自民党得票率为23％，却只得到不到9％的议席。这种“得票率”和“席位数”严重不符的情况，是英国实行的“简单多数制”选举规则所决定的。按照这种制度，每个选区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下院议员，其他候选人选举失败。就是说，这个选区中的投给其他候选人的票就全部作废了，体现不到最终的选举结果里面去。很明显，这种选举制度对实力雄厚的大党有利，因为它们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派出合适的候选人参与选战，支付不菲的费用。小党实力不足，在多数选区无法与两大党的候选人竞争，得到的支持票就都被忽略不计了。进而，支持小党的选民觉得自己的投票不会发挥作用，所以经常选择弃选。这样，在英国就形成了两党对抗的局面，第三党难成气候，英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两党制国家。
在西方国家的议会政治格局中，和两党制相对的是多党制。多党制国家的选举规则各不相同，但一般都采取比例代表制，按照各党得票的比例确定议会席位。这样，就很难有政党获得议会中的绝对多数，通常需要组成联合政府才能执政。比较而言，两党制和多党制各有优劣。两党制的政治整合度较高，由于占议会多数的一党执政，所以政局比较稳定，但体现选民意愿的程度较低；多党制体现民意的程度较高，但多党联合政府内部的分歧和争吵在所难免，政府更迭就相对频繁。
英国的两党制使该国的政局长期保持稳定，执政效率较高。但是，对于自民党和其他小党来说，简单多数制选举的不公平却是难以忍受的，所以他们一直在呼吁改革。只是由于在议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两大政党都是这种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很难真正把改革提上日程。此次自民党通过联合政府得到了执政地位，作为执政谈判的组成部分，据说新首相卡梅伦已经在原则上接受了自民党关于就改革选举制度举行全民公决的要求。如果选举制度改革最终成功，英国的政党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不过，由于这种改革会严重削弱保守党，尤其是工党的优势地位，此项提议确有“与虎谋皮”的意味。同时，英国民间的保守主义氛围浓厚，民众也未必乐于看到政党格局的剧烈变化。即使议会最终同意将改革议案付诸公决，结果也在未知当中。不过，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在联合政府未来5年的执政过程中，选举制度改革肯定会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甚至成为影响联合政府稳定的重要因素。
英国进入“60后”主政时代
此次英国大选的明显特点之一，是60后政治家走向前台。保守党候选人卡梅伦生于1966年，自民党候选人克莱格生于1967年，工党目前接替布朗出任党魁呼声最高的戴维·米利班德生于1965年。三大政党几乎同时实现了最高领导人的年轻化。实际上，领此种风气之先的还是工党。1997年，时年44岁的托尼·布莱尔率领工党击败保守党上台，一时成为“新工党”乃至“新英国”的象征，给素来推崇老成持重的英国政坛带来了一种清新气象。此次大选中，保守党和自民党推出新锐领袖，应该是借鉴了工党的经验。卡梅伦甚至被人们称为“保守党的布莱尔”。相比之下，工党以现年59岁的布朗领军应战，只得主打经验牌，似乎未战就已经居于守势了。
对英国各党而言，领导人年轻化有战略和战术上的双重意义。战略上，少壮派领军有利于建构本党“改革者”的形象。作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战后英国面临很多挑战，国民普遍希望通过变革来改变现实。上世纪80年代后，“迎接挑战、锐意改革”的思路，在英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各党的共识。1994年10月，布莱尔在布莱克普尔工党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道：“我们的政府体系已变得过时。我们的经济已经削弱。我们的人民受教育不足。我们的福利国家和公共服务已经衰竭。我们现在的社会分裂比本世纪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因此，他所领导的“新工党”承诺通过变革建立“一个本身值得骄傲的”新英国。16年后，保守党新首相卡梅伦在就职演说中的表态几乎完全一样，在强调英国“面临着一些深刻而紧迫的问题：灾年、庞大的赤字、深刻的社会问题以及需要改革政治制度”之后，承诺要在英国“重建家庭、重建社区、重建我们国家的责任感”。显然，在这种谋求变革的氛围中，推出新锐型的政党领导人是比较合适的。
从战术上看，保守党和自民党领袖的年轻化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首先，保守党已经连续13年没有执政了，与工党正面较量治国经验是不明智的。要化劣势为优势，最好的办法就是摆出改革者的姿态。这样，推出卡梅伦这个新人对保守党说来应该是正确的选举策略。这种逻辑同样可以解释自民党选择克莱格挂帅，因为该党甚至从未参与过执政。其次，此次大选中英国首次引入了直播三党候选人电视辩论的机制，使得候选人的外在形象和论辩才能变得格外重要。第一次辩论后的民意调查令所有人大跌眼镜，克莱格居然得到了最高的支持率，卡梅伦位居第二。第二次辩论中两人不相上下，第三次辩论中卡梅伦小幅占优。在三场辩论中，布朗的言论一直“像一位老校长令人头疼的长篇演讲”，最后的结果都是毫无悬念的垫底。即使在最擅长的财政事务方面，布朗的表现也乏善可陈。
与美国总统选举相比，英国政治“传媒化”的程度还不是很高。但是，传媒政治对英国政治格局的冲击则已经不可小觑。据英国媒体报道，此次大选中，克莱格吸引了大量青年选民的支持，在得票率方面直逼工党。只是由于简单多数制的限制，最后取得席位的数量才差强人意。如果未来英国实施某种形式的比例代表制，那么自民党的地位会立即提高，从而在英国确立三足鼎立的政党格局。不过，在第三次电视辩论中，克莱格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缺陷已经暴露出来，言辞略显空洞和软弱，支持率略逊于卡梅伦。由此看来，即使在传媒政治时代，西方政治家们在“作秀”和“做事”之间也要达成适当的平衡。
此次大选中，卡梅伦和克莱格都主打“改变”牌。保守党的竞选口号是“为变革而投票”，克莱格也反复鼓动选民勇于面对改变。可真正的问题是“改什么”和“怎么改”。在这个问题上，两党却都没有提出特别完整的方案。现在，英国最大的问题是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那么，新政府将如何处理目前超过520亿英镑的财政赤字，怎样削减公共开支，如何在实行严厉的财政政策的同时维持选民的政治支持和政局稳定，人们还需拭目以待。在英国政治史上，“变革”永远要受到“延续性”的限制，新政府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政策调整，本身也还是存在疑问的。
英国政治走势：政党政治“中间化”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资产阶级政党的国家。17世纪晚期，英国议会中已经出现了“托利党”和“辉格党”这两个相对固定的政治派别。它们之间政见对立，内部则通过妥协形成利益整合。此后，在托利党的基础上形成了保守党，在辉格党的基础上形成了自由党。“议会政治”转化为“政党政治”，极大地提高了英国政治整合的程度。到1836年，英国的议会选举逐渐转化为两党之间的“选战”。据统计，18世纪中叶，全英格兰发生选战的选区还不到1／5，到1834年就已经达到了74％。上世纪20年代，在工会运动中壮大起来的工党在中下层选民的支持下得到大量议席，取代自由党成为英国的两大政党之一。
二战后，英国政治经历了70年代以前的两党“共识政治”、1979年到1997年的“新自由主义”和布莱尔上台后的“第三条道路”等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政党政治的阶级基础逐渐弱化，选民和政党都出现了“中间化”的趋势。此次大选中，以“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为政治标签的卡梅伦上台执政，基本完成了英国政党政治中间化的进程。
战后初期，工党和保守党在建设“福利国家”方面达成共识，在推进国有化、维持充分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政策差别很小。上世纪70年代末，英国经济陷入严重“滞胀”，1979年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上台，对英国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强调个人自由的旗号下推动“福利国家”制度“后撤”。“撒切尔革命”缓解了英国经济的颓势，但同时也加剧了失业和贫困问题。1997年布莱尔领导工党上台，表示将以“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治理英国。“新工党”删除了原党纲第四条中实现公有制的目标，代之以建立“雄厚的公共服务”和“繁荣的私有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工党的举措给在野的保守党带来巨大压力。十几年间，保守党提不出系统的有别于工党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党内矛盾不断加剧，在大选中接连败北。2005年卡梅伦出任领袖，加快了保守党的“中间化”进程。总的看来，如果说布莱尔完成了工党的中间化，卡梅伦则完成了保守党的中间化过程，两党政见的差异性不断缩小。
从根本上说，英国政党的“中间化”是选民中间化的结果，是英国中间阶层不断扩大在政治上的反映。据英国“关税总署”统计，2004—2005年，该国纳税人总数约3027万，其中年收入在15000英镑以上的中间收入阶层人数达到1672万，为全部纳税人的55.25％。这个庞大的中间阶层的阶级意识相对薄弱，在政党倾向上更加实用主义，往往针对政党的具体政策而非政治纲领进行投票。从趋势上看，保守党和工党“基础票”的数量都在下降，游移不定的中间阶层成为决定大选胜负的关键因素。对于英国政党来说。推进在政纲上的中间化是适应这种变化的唯一途径。不仅如此，中间选民的增加还使英国两党钟摆政治的轮换周期明显加长。上世纪80年代以后，保守党连续执政18年，工党执政13年。这是因为，多数中间选民都是针对政党的业绩投票，愿意给其充分的时间来实现承诺。这种变化，无疑是比较有利于执政党的。在西方国家，社会收入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化是一种趋势。由此看来，英国政党政治的中间化趋势势必会对其未来政治走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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