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上世纪90年代前的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那时候，日本历经多年的高速增长，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由于强大出口带来巨额贸易顺差，日本拥有外汇居世界首位，并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日元坚挺，富裕的日本商人走遍全世界购买昂贵的艺术品和各类资产，连现代美国的象征“洛克菲勒中心”也一度被日本三菱公司攫人囊中。在日美政经界、学界纷纷为“日本世界第一”、“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的议论所激奋所迷惑的同时，日美贸易战和日元升值战也打得硝烟弥漫、如火如荼。最奇异的是日本暴涨的地价，甚至出现了“仅东京23区的地价就能买下整个美国国土”的说法。1989年，日经指数攀上了38915点的历史最高点，这时，日本经济也达到了它的顶峰。随之而来的即是所谓“失去的10年”和至今尚未完全走出隧道、迷途漫漫长达20年的经济滞胀。 
　　“日本奇迹”的终结源于两大神话的破灭。即股市和楼市的永盛不衰。当时不仅日本官民，连全世界都对此深信不疑，所以才有“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这样的宏论问世。悠悠20年过去，如今日本股市奇迹和地产神话均已烟消云散，而“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却差不多已经坐上了当年日本曾经坐过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交椅。 
　　 
　　日本，殷鉴在前 
　　 
　　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却人口密集，向海外扩张是它的宿命。过去靠的是侵略和掠夺，战败后转入和平发展道路，摆在日本面前的现实选择是贸易立国，技术制胜。这无疑是一条理性正确的道路，也曾被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经济腾飞的事实所验证。但直至经济泡沫的发生发展，人们才警觉世事难料，即使看似一路欢歌的航程也难免隐伏着暗礁、荆棘与坎坷。 
　　要说危机袭来不乏内外多种因素，有的尚具普遍性，但偏偏击中了日本的软肋。比如石油危机对日本这样高度依赖外部资源的国家就具有深刻的破坏性影响。另一个重要外因就是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换句话说就是美国长期的扼制力、影响力束缚了日本，使其在危机(两次石油危机)来临时刻不得不最终为了西方经济“头羊”的利益而付出了导致自身经济衰退、长期停滞的惨痛代价。这是否算得上是现代市场经济(尤其是危机时刻)根子上依然在施行最原始、最基本的“丛林法则”的一个典型案例呢? 
　　最明显的例证是日美贸易摩擦和美国强力逼迫日元升值的那段历史，意图转嫁危机的美国始终将自身利益置于首位而千方百计迫使日本就范，其后果影响深远，至今未能完全消除。许多日本人对1985年9月纽约《广场协议》后日元一路飞涨的往事记忆犹新，大多数分析家认为，正是由此导致了日本股市、楼市一度热气蒸腾的泡沫，并为紧随其后的经济掉头转向，并陷入长达20年之久的滞胀埋下了伏笔。 
　　链条的“崩断”其实并不复杂。日元升值极大地冲击了日本出口产业，尤其是以制造业为龙头的实体经济，促使人们将投资目光转向被看好的股市和房地产业，加上国际投机资金的大举侵入，内外交集、推波助澜。终于卷起了无以名状、丧失理性的日本经济泡沫。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泡沫被戳穿，日本数千亿的资产无形蒸发，许多民众贷款买的住宅20年后还未还清欠款，而当年一个劲儿被鼓吹的不动产价格却大大缩水以至成为公司和个人的财务负担。 
　　比如当初以14亿美元天价购入“洛克菲勒中心”的三菱公司，后来又不得不以半价忍痛回售给美国原主人，绕了一圈，等于做了一次大亏本买卖。就这样，上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经济一路摇摇晃晃走来，陷入了最难缠的“滞胀”怪圈，GDP增长仅维持在1.5％左右，再无大的起色和亮点。赶上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更是雪上加霜，恐怕一下去又是多少年难以见到曙光。中国，选择在我 
　　尽管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与20年前的日本有颇多相似之处，但中日国情不同，差异明显，并非只有一种可能或一条出路。只要能明了各自的利弊短长，应对恰当，还是可以把未来的选择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同样是高度依赖外贸出口，但中国有着广大的内部回旋余地，这是国土狭小的日本所不可比拟的。中国城市化率仅为45％，与发达国家平均80％的水平有着很大的差距。这就是中国未来最具潜力的内需市场。也是经济转型、消化任何外部危机影响干扰的最可依靠的“大后方”。目前的问题很清楚，关键是现实中许多政策恰恰与理性认识背道而驰，造成中国启动内需、加快城市化进程阻力重重。 
　　中国政府掌握着强大的政治、经济与行政资源，可以自主制定各种因应危机的政策与策略，有着突出的效率和力度优势。如2008年末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迅速推出的4万亿投资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即是最有力的例证。从决策的迅速、果断及涉及面之广，不仅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所难以做到的，就是以往日本那种政府强力干预型的财阀垄断经济体制也无法与之匹敌。又如在财政、货币、金融、土地及产业发展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上，中国政府也享有更大的话语权、自由度和决策意志，但这种体制同样存在两面性。 
　　一方面可以迅速充分全面地调动国家和社会的资源，因应危机，促进发展；另一方面，一旦决策有误，其影响范围、波及深度及纠正难度也将超乎平常，因为政府自身也常深陷其间，甚至成为利益博弈的一方。例如，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始终很难消除，关键原因就是政府的利益已经深深地掺杂其间，土地财政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输血袋、强心剂，连带银行、金融系统均被捆绑其中，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许多专家猜测，中国经济的快速列车会不会受其拖累而放缓前进步伐，一直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中日两国都是制造品输出大国，但两国制造业在规模、档次、科技含量、产业链位置等方面却有很大的不同。坦白来说，中国的制造业往往处于产业链的最初端位置，更多地属于替国际市场代工、加工的性质，声名赫赫的富士康公司即是典型的代表之一。处于这样的位置，要想在国际产业的大蛋糕中分得一杯羹自然是极其艰难的。不用说中国，即便是处于高端位置的日本制造业，尽管已拥有较高的科技含量，但因为原始创新的发源地往往还在美国，所以仅靠技术制胜的日本，还是吃了原始创新力不足的亏，并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软肋。这也是中国应当汲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当一个经济体缺乏原始创新力之时，就缺少驱动前进的内在动力和活力，从而无法在当代国际大分工中获得较为前端的有利位置，更不可能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机车头。反思中国在国际分工及产业链中的尴尬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到，缺少原始创新力正是我们的最大软肋，甚至有可能成为制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死穴”。 
　　那么，原始创新力的源泉需要从哪儿去挖掘呢?一靠教育，需要建立一种从幼儿时代起就培养以创新为目的的教育学习体制，而不是目前这种仅仅强调记忆和复述前人知识、结论为中心的应试教育体系；二靠社会，社会应大力培育一种允许和鼓励各种创新意识茁壮成长直至开花结果的优质土壤，反对因循守旧，人云亦云，只求表面“一团和气”而缺乏锐意进取的精神。只有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有希望和长远的未来。比较美、日两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可以看到“独立不羁、善于创新”的美式精神总是具有更大的发展优势和更活跃的生命力。仅以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美日两国的经济表现来看，显然前者的抗危机能力和内生活力还是胜后者一筹的。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也与当年日本相似，同样受到来自美国的诸多影响和制约。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以美国为领唱的西方舆论也在强烈鼓吹人民币升值。像当年指责日本人一样，又千方百计把世界贸易不平衡乃至经济动荡、危机、衰退的根源归咎于中国和人民币汇率。“替罪羊”不过从20多年前指向经济刚刚崛起的日本，而今又指向了中国。 
　　对此，中国的反应是理智和正常的，从今年5月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结果来看，中国承诺要作出调整和改变，但显然不会按照美国人的时间表来行动。尤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更不会重蹈上世纪80年代末日元大幅攀升导致经济一蹶不振的覆辙。看来中国对这段历史印象深刻，并未轻易忘记日本的前车之鉴。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