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政权稳定、温和的执政理念、粮食产量的倍数增长以及人口的膨胀，为工商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无比宽阔的市场空间，其结果就是，宋代的文明水平达到前所未见的高度。

清末学者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当代国学大师陈寅恪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南宋之世。”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之外，其余三项 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均出现于宋代。台湾学者许倬云的研究发现，“宋元时代，中国的科学水平到达极盛，即使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也居领先地位”。宋代的数学、天文学、冶炼和造船技术以及火兵器的运用，都在世界上处于一流水准。宋人甚至还懂得用活塞运动制造热气流，并据此发明了风箱，它后来传入欧洲，英国人根据这一科学原理发明了蒸汽机。

宋代企业规模之大，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后的很多朝代。以矿冶业为例，徐州是当时的冶铁中心，有36个冶炼基地，总计有5000-6000名工人。信州铅山等地的铜、铅矿，“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开采，每年的产量达数千万斤。诏州的铜铅矿区也有超过10万人常年从事开采业。首都汴京是兵器制造中心，拥有军匠3700人，作坊工人5000人，再加上配套人员，总数也将近一万，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万人工厂”。据经济史学者哈特韦尔的计算，在1080年前后，中国的铁产量可能超过了700年后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地区的总产量。另外，罗伯特·浩特威尔的研究也表明，在11-12世纪，中国的煤铁产量甚至比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还要多。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远非前朝可比。为了促进流通，宋政府取消了汉唐以来的很多禁令，比较重要的有四条：其一，商品与铺号不再集中于政府指定的官市，居民区与商业区可以混杂，不必分开，居民被允许自由地向街开店，这使得流传千年的坊市制度成了历史；其二，取消了宵禁制度，百姓可以在夜间出游、做生意；其三，取消了对集市的行政性限制，大量非法的“草市”、“墟”终于得到政策上的认可；其四，放松了价格管制，任由市场波动决定。我们可以认定，近1 000年来中国商业流通的运营模式在此基本定型。

这些政策无疑对工商贸易的刺激是空前的。汴京是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它的面积约34平方公里，比唐长安城要小，但是人口总数却达到140万左右，密度之高非常惊人。城内有8万多名各类工匠以及2万多家商店，每日车水马龙，挥汗成雨。流传至今的名画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以生动而细致的笔触定格了当时的繁荣景象。

宋代对商人阶层的认知有了极大的进步，可谓情势大变，其地位不再像前朝那样低贱。诸如不得穿丝绸衣服、不能骑马乘车等规矩早已废除，商人及其子孙不能参加科举和当官的禁令也不再执行，人们不以经商为耻。在经济思想上，南宋出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他们反对“重本抑末”，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

法国学者谢和耐断定：“从11世纪至13世纪，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一个极不相同又极其活跃的阶层出现了，并开始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这个阶层就是商人。这股新兴的势力慢慢地削弱了中国社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在宋代时期尤其是在13世纪，透出了中国的近代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