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其时，樊他广已经做了六年舞阳侯。司马迁问丰沛，是在他二十岁第一次旅行时。若以樊他广二十岁嗣侯计算，他比司马迁大二十六岁，此时四十六岁。樊哙鸿门救驾的事情，是樊哙家子孙后代世世相传的光荣历史。可以想见，司马迁从樊他广处听到鸿门宴的详情叙事，后来，当他撰写《史记》的有关章节时，就将樊他广的口述作为重要史料。

　　酒席座次是成心侮辱刘邦？

　　著名学者余英时在《说鸿门宴的座次》一文中认为：鸿门宴的座次“是太史公描写鸿门宴中极精彩而又极重要的一幕……太史公详述当时座次决非泛泛之笔，其中隐藏了一项关系甚为重大的消息。”

　　关于酒席的座次，《项羽本纪》中有十分具体的交代：“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旁征博引地证明：“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即交际之礼亦宾东向而主人西向。”余英时在做了一些考据后，认为在秦汉宴会东西南北四向皆涉及的场合中，东向最尊，南向次尊，西向为“等礼相亢”的朋友地位，北向为最卑的臣位，所以刘邦北向坐是表示臣服的意思，而项羽也正式接受了刘邦的臣服。

　　清华大学学者李飞和中国人民大学学者费晓健则认为，余英时的考据有误，“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是战国秦汉时的通义，而这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场景，在君臣位中最卑的北向，在宾主位中也没有了臣服的含义。而鸿门宴中座次的尊卑，还是以司马迁记叙的次序，依次应是：东向、南向、北向、西向。

　　鸿门宴中刘邦是客人，并且曾经与项羽在楚怀王面前“约为兄弟”，如果项羽尊重他，就应按“宾主位东西面”的宾主之礼让他东向坐，如今让他退为“三等”北向坐，说明项羽根本没把他当成客人平等对待，其地位还不如项羽手下的谋士范增。在一些中学教材的教师参考材料中，也认为这座次是项羽安排的，表现了项羽不把刘邦放在眼里，妄自尊大、骄横无礼、以势压人的傲慢自负心理。

　　然而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如学者许锡强认为，刘邦到鸿门来是为谢罪而不是赴宴。在项羽面前他早已失去了主客相称的平等关系。项羽率兵钜鹿一战击败秦军主力后，威望大增。“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由此可见，当时项羽不仅早已成了楚军统帅，而且还成了抗秦联军统帅。项羽待刘邦以属下视之，是合情合理的，并非存心轻侮。

　　鸿门宴上项羽该不该杀刘邦

　　一席鸿门宴，引发后人最大争议和感叹的，还是项羽放走刘邦，到底是丈夫义举还是妇识短见。

　　主流的看法多半对项羽的做法给予否定，认为项羽不听臣言、狂妄无礼、优柔寡断、刚愎自用、眼光短浅、有勇无谋。也正是项羽这些性格弱点，酿成了其最终输给刘邦、自刎乌江的结局。

　　然而，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通过研究当时历史背景，重新探讨这个问题，提出不同于传统的看法。比如学者张志坤在《鸿门宴楚汉得失之我见》一文中，认为鸿门宴实际上是项羽兵不血刃，不费吹灰之力夺得关中，既降伏刘邦又维护了自己反秦盟主的地位；而刘邦忍辱负重，拿土地换得渡过难关，仅此而已。

　　学者周骋在《刘项关系与〈鸿门宴〉结局识论》一文中，认为鸿门宴是因为当前的形势而导致项羽不得不安抚刘邦。就大局而言，项杀刘毫无必要；就理智而言，项不杀刘，不为失策；就感情而言，项不杀刘，不能算矫情；就未来前景而言，项羽已有对策，不杀刘不能看作放虎归山。

　　学者蔡伟更是高度评价项羽在鸿门宴上的表现，“如果说刘备释刘璋为仁释、关羽释曹操为义释、孔明释孟获为智释，那么，项羽之释刘邦不但总其所有，更添一条——勇释。”

　　而对这些说法，学者张斌荣又进一步反驳说：“刘邦之失关中乃时势使然，不得不送。刘邦表面看损失确实很大，但从政治、战略上看，刘邦是以不得不失换取了很大的利益，这是一种战略上的胜利，因此，得大于失。”项羽兵不血刃拿到的是本来就可以拿到的，刘邦失去的是本来就要失去的。而项羽却失去了杀刘邦的一次机会，给了刘邦坐大的机会，没有把潜在敌人扼杀于摇篮之中，消灭于隐患之间。如此看来，项羽并没有拿到最大的利益，仅仅拿到本来就是自己之物。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