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兵工署又把一个新收购的地方小兵工厂合并到轻机枪厂，我们只把它的设备和技术职工接收过来，其他人员遣散了，杂物处理掉了。当时四川有帮会组织，有些工人入了帮会，免不了就把帮会的关系带入他们所在单位。为了防止这种陋习流入我们厂，我在接管这些厂不久，就组办了工厂职工联谊会、技术交流会等活动，它促进了全体职工的友谊。活动中，竟把技术交流会办成了较有水平的技术攻关会，解决了不少生产上遇到的难题。

轻机枪厂在国府路，与国民政府在一条街上，相隔很近，我们厂经常试枪打靶，因而干扰了蒋介石的休息，为此我这无名小卒也时常被召入国府问话，从而认识了国府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不知出于何故，他对我很友善，以后很久未再找麻烦。有人误传说俞济时是我本家哥哥，理由是两人的名字中间那个字偏旁都有三点水，着实可笑。

在轻机枪厂由于我们自己不单独办理采购物资，财务方面只有向总厂领发职工工资一项任务，而管理工资的人员又是总厂派来的，因此在整顿轻机枪厂厂风里，就没有经济问题，基本上都是生活和工作方面的问题。这种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必须分清轻重缓急，循序渐进。二十一厂的厂训是：“公正廉洁、勤俭求和、亲爱精诚，忠实职务。”这个厂训，不是说着给人们听的，是切切实实抓实干的，凡出现违反者，不管是谁，都立即纠正，绝不宽容。厂办小学校校长贾谊夫是厂长的知心好友，他在二十一厂主办小学校，又兼管工人食堂，为改善工厂职工及家属的生活，他还自告奋勇地办了个半机械化养猪场，功劳很大，很受全厂职工尊敬。一次贾校长在中午开饭时，与一位工人发生口角，一时情急，打了这个工人。李承干厂长知道后就立即亲笔写了一个字条，要求贾校长向被打的工人道歉，否则就与他断交。50多岁的贾校长拿着李厂长的手条，在食堂当着上百工人的面宣读，而后诚恳地向被打的工人三鞠躬，此刻那被打的工人抱着他的校长痛哭失声(那工人是校长的学生)。当时正在吃饭的工人们不约而同地放下饭碗，静静地注视着这感人的场面，片刻间大家敲起饭碗，为双方的真诚和解欢呼，十分感人。那位被打的工人，就是以后牺牲在渣滓洞的烈士余祖胜的哥哥余祖德，李厂长写的那个手条一直保存在余祖德的手中，此事解放后在二十一厂传为佳话，余祖德把他临摹的一份李厂长手条，送给我作为纪念。

整顿轻机枪厂厂风后，一些有吸毒嗜好的和曾偷过机枪零件、车间工具的员工都悄悄离去。我们又及时调整了各级的领导，基本没有向总厂要人，都是就地择优选用，深受大家欢迎。到1940年新枪捷克式机枪试制成功，兵工署特选出六枝枪，送往瑞士参加国际比赛和展览。

就在一切工作基本就绪之时，轻机枪厂主厂房遭日军炸弹碎片破坏，幸未伤及人员设备。为了安全，总厂接兵工署指示，决定将轻机枪厂、迫击炮厂、工具厂迁往铜罐驿，派我负总责，任铜罐驿办事处处长(未叫分厂，实际是分厂，共1200余名职工)。这三个厂的设备也是二十一厂的精华设备，从而得以保存下来，直到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