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G20匹兹堡峰会，各国首脑争先恐后地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欢心。但在此次首尔峰会上，谁也不想帮助奥巴马消除忧愁。

    美国经济史学家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曾说过:“国际协同是应对经济大萧条的最后努力。”2年前，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G20的风头盖过G8俱乐部，成为实现全球经济合作的新模式。

    如今虽然危机高峰已过，经济失衡、汇率政策、财政赤字等问题仍然棘手。外界希冀G20能促成进一步的国际协调，避免全球经济再次陷入更深的泥潭。然而刚刚在韩国首尔闭幕的第五次G20首脑峰会却显得乏善可陈，两天会议下来，成员国之间的意见分歧并不见得弥合多少，《首尔宣言》在实质问题上也是点到即止。

    埃森格林对这场后危机时代的会议评论得很直白:“一个完全、彻底的失败。”其实倒也不用太悲观，正如《时代》周刊所言，在目前问题重重的环境下，这场被大肆宣传的国际会晤即使失败也不意味着世界末日来临，回头看看大萧条，再比较一下今天，似乎还不那么糟糕。

    没有突破，也没谈崩

    G20首尔峰会上，对于汇率和贸易摩擦的焦虑主导着会场情绪。会场外，大家都在观望，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会不会引发汇率大战，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会不会反弹……在峰会开始前，大家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不能抱太大希望。美国依旧发挥了在国际事务中设置议题的能力，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呼吁二十国集团为政府经常项目收支设置量化上限(控制在占GDP比重4％以内)，解决全球贸易失衡。但是中国、德国、巴西等国家对美联储施行量化宽松政策、自贬美元来刺激美国国内经济的做法显然感到相当不满，在这次G20峰会之前，美联储的疯狂印钞行为已遭到了不少国家的炮轰。

    在首尔峰会上，中美国家领导人之间的隔空喊话成为受人关注的桥段。美国将巨大贸易赤字部分归咎于中国人民币币值过低。奥巴马在记者招待会上指责中国使用大量金钱维持币值偏低，拥有大量贸易顺差的国家必须改变“对出口的不健康依赖”，汇率“必须反映经济的现实情况”。美国希望中国在胡锦涛主席明年1月访美前能让人民币升值更多。

    胡锦涛主席则呼吁“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应该实施负责任的政策，保持汇率相对稳定。外界解读，胡锦涛讲话中没有掩饰对美国的批评之意。自从6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3％，目前中国外汇储蓄达到2.65万亿美元。瑞士联合银行集团(UBS)全球经济研究部主任唐纳文(Paul Donovan)说，美国的压力并不太可能加快人民币的升值。

    美国斯坦利基金会项目官员大卫·肖(David Shorr)说:“在首尔峰会上，围绕货币、赤字、出口等问题的分歧太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很难有什么重大突破。”首尔峰会一度陷入僵局，呈现多边外交角力，但最终“倒也没有出现谈崩的局面”。

    峰会在不加掩饰的争辩中开场，最后却草草收场。为勾勒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汇率政策和经济再平衡“路线图”，二十国首脑一直讨论到11月12日的凌晨3点(距《首尔宣言》发布仅几个小时)。长达22页纸的联合宣言中充满了高技术含量的用词，四平八稳的阐述表明，这只能是各方达成的最低程度的共识。

    《首尔宣言》表示，与会各方承诺，汇率应反映各国经济基本面，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发达经济体将严防汇率过度波动以及失序走势，并在中期内寻求不伤害经济的财政整固措施，发展中国家将增加汇率政策弹性。同时，G20支持全面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可给予新兴经济体更大发言权。

    最后，峰会东道主、韩国总统李明博宣布，全球性“货币战争”不存在，并预计，在G20就“努力建立由市场决定的汇率体系”达成一致后，全球汇率将趋于稳定。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认为，联合公报能就控制经济失衡达成一致意见，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就在两年前，一些国家连提都不愿提。

    但对于如何限制经济失衡，此次峰会没有给出具体的目标，界定工作甚至被推迟到明年:G20财长们将在2011年“制定一套旨在衡量经济失衡和确定相应行动的指示性准则”，IMF将协助评估各国经济失衡状况。

    分析人士认为，公报模糊了多处分歧，将疑问留给了未来。正如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所说的，既然现在我们讨论的是经济问题，就必须要有明确的数字，这样大家才能心里有数。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比喻:“接下来我们得等着看，半年后，一年后或者两年后我们能不能围绕着骨头填充点肉进去。”

    除了担心“议而不决”，G20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不是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没有执行机制——若“决而不行，行而不果”，岂不是又一场空谈？

    《爱尔兰时报》评论，G20峰会虽然淡化了货币问题，但是“货币战争”的阴霾并未消去。

    在参加完G20峰会后，部分国家首脑又参加了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也制定了发展战略，同样没有具体的规定和实质性的措施。

    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研究外交关系的教授村田晃嗣(Koji Murata)认为APEC峰会热度不及G20，结果也很模糊，缺乏实质性。金融服务公司Cantor Fitzgerald驻香港经济学家及亚洲首席策略师帕尔帕特(Uwe Parpart)说“人们切实关心的问题几乎没有提及”，会议成果只是“治标不治本”。

    后危机时代博弈

    抱团取暖的G20伦敦峰会曾超出大众希望，但是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随着危机的逐步过去，国际社会的凝聚力难免有所消退。IMF总裁卡恩认为，当会议上多数人认为危机已经过去的时候，就更难进行合作了。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首尔峰会上说:“过去我们考虑的是如何解决危机，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后危机时代G20该如何做。”旧的世界政治秩序正在瓦解，用韩国《中央日报》的社论说，“历史无法重返G8时代”，但后危机时代的G20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定位。

    欧美国家财政赤字高企，失业率困扰着发达经济体的复苏进程。眼下最值得担忧的是爱尔兰主权债务问题，如继续扩散，将再次引发欧洲债务危机(遗憾的是，G20峰会并未就此深入讨论)。这种情况下，发展中经济体拉动世界经济的力量更加凸现，权力东移的新国际格局逐步成形——摆在会议桌上的不仅是经济再平衡，还有国际政治舞台角色的再平衡。

    美国不再是唯一的全球游戏规则制定者。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舞台上的声音更响，底气更足。《华盛顿邮报》称，“一年前的G20匹兹堡峰会，各国首脑争先恐后地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欢心。但在此次首尔峰会上，谁也不想帮助奥巴马消除忧愁。”

    G20为应对金融危机而生，若今后仅专注于讨论金融问题，在国际舞台上的路子必将越走越窄，步入G8俱乐部“独乐乐”的后尘。

    此次首尔峰会无疑是个转折点，除了关注国际金融监管、金融机构改革等议题，还把“发展”作为G20未来走向的新路标。韩国总统李明博在G20开幕前的一次记者会上表示:“贫困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成为主要议题才能保持G20峰会的正统性和认同感。”

    “发展”议题的设置意味着G20将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应急机制”转变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常态机制”。与此同时，各方利益诉求更加细化，协调成本也更大。摸索中，大家都需要提升妥协的艺术。

    但愿今后的G20峰会不再只有好看的民族时装秀。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