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辛六十年

时间:2011-12-27 22:20来源:未知 作者: 点击: 载入中...

———一个解放军战俘在台湾
 

    1949年10月24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十四天,人民解放军二十八军下属三个团共九千余人渡海进攻金门,发起金门战役,在岛上苦战三昼夜,因后援不继,全军覆灭,是解放军成军以来唯一一次彻底的败仗……金门战役虽战于一隅,却影响全局。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中将在《金门战役检讨》一文中,对这场极其惨烈的恶战有详尽描述,因轻敌和不熟悉海战导致的金门之战失利,在军事上形成了后来海峡两岸对峙的格局。“无金门之战,便无今日台湾”。

  九千多渡海官兵,大多壮烈牺牲;一部分人,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俘。陈书言就是其中之一。

  被俘之际,陈书言把中国共产党党证吞进了肚子里。

  在后来的日子里,他被“洗脑”,被监视,他在恐惧和痛苦的回忆中用酒精麻醉自己。

  沉默寡言数十年,甚至连梦话都不敢说错,只为了死守一个秘密———

  60年后,陈书言在自己女儿陈心怡的摄像镜头前,第一次打开尘封的记忆,讲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酒鬼

  “没有办法,不喝酒我没有办法睡啊。好痛苦……什么记忆,全部都不知道了。”

  ———纪录片中的自述

  是什么时候开始恨父亲的?我不记得了。但父亲,无疑是我童年的阴影。

  他在钢铁厂上班,因为离家远,便只在周末回家。回家就喝酒,喝了酒就骂人,打我母亲,拿着菜刀追她,摔东西。每个周末家里都是吵架声,乒乒乓乓乱响。我捂着耳朵缩在角落。邻居们探头探脑:哎,你们家又怎么了?

  有一次,夜里他喝了酒,把我母亲推出门去,不让她进门。关到12点多,可能良心发现,才让她进来。

  那时我还小,心里装满恐惧,还有自卑。很丢脸,不是吗?每次出门我都怕邻居问起,只好低着头,贴着墙根走路。

  我们家,在台北县新庄市。房子是上世纪70年代买下的,当时花掉了全家的积蓄。父亲的工厂搬到外地以后,回家更少,从每个月回家两三次,再到两三个月回家一次。

  我从小不喜欢过春节。一到春节,父亲回来,家无宁日。他不回来,我倒觉得庆幸———就当这个人不存在好了。

  此外,父亲,他太老了。

  父亲1966年从军中退伍进工厂做工。1974年,他结婚成家。母亲的前夫因病过世,带了哥哥、姐姐改嫁父亲,然后生下我和弟弟。这是家庭中公开的秘密,没有人提及,但我们都知道。

  1975年,我出生时,父亲已经45岁———论年纪,我都可以叫他“爷爷”了,为什么他却是我爸呢?

  父亲为什么会娶我母亲?他一个外省老兵,在台湾,能成个家已经不错了,没条件挑肥拣瘦。别的老兵,也有娶了残障或智障的女人,比起来,父亲已经很走运。

  后来他退休了,我们一家人,依然生活在一起。但他却生活得像一个独居老人。他自己上市场买菜,自己单独煮饭。在厨房里,我妈煮我们的饭菜,他煮他自己的饭菜。没有人与他说话,他经常对着家里的小鸟自语。

  我从小就知道,一定要用功读书。我小学的学籍资料,家庭状况一栏写着“清寒”。清寒的同学,全班只有两三个。所以我领了好多年的清寒助学金。

  我后来上了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我没有人可以依靠,一切得自己去努力得到。父亲那么老,我们那么穷。

  秘密

  “那个时候只有打打杀杀,没有客气的。”

  ———纪录片中父亲自述

  多年来,我很少跟父亲开口讲话。只要开口,声音都是高八度———他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很烦呐!”我摔门离开。

  所以我始终不知道,父亲曾有着怎样的过去。

  ———似乎也没有人对他的过去感兴趣,谁都不去问,他也从来不说。

  我慢慢长大,长到三十多岁,这才发现,自己与父亲的关系,一直是留在我心头的一根刺———你可以假装看不见,但是伤疤却永远不能愈合。我对自己的生身父亲,了解太少了!

  父亲是大陆人,这个我知道。小时印象中,父亲常对我念叨:咱们是江苏人……“江苏”,只不过一个遥远的地名而已,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2002年,我27岁。我陪父亲到大陆探亲。之前,父亲已经回乡探过两次亲,但都是独自前往。这年,他已72岁。

  正是这一次探亲之旅,让我意识到父亲的过去。

  在江苏兴化老家,父亲和他的外甥,也就是我表哥,两个人兴致勃勃谈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两人一边喝酒,一边眉飞色舞,父亲大讲解放军如何神勇,国民党军队如何溃不成军。

  我在边上听着就感到很奇怪,这哪像平日里沉默无言的父亲?

  回到台湾,我试探着问父亲:“你是共产党?”

  父亲犹豫了一下,回答:“是。”

  然后父亲就沉默了,不肯多说什么。正是从那时开始,我产生了了解父亲的渴望。父亲的过去,就像一个开口被塞得紧紧的瓶子,这个瓶子横亘在我们之间,横亘在家人之间。

  但父亲早已习惯了自我封闭。

  2008年,台湾眷村不断改建,为了保留历史记忆,外省台湾人协会推行一项纪录片拍摄计划。他们召集眷村子弟,记录老荣民的故事。

  “老荣民”,是1949年前后随蒋介石退居台湾的那批军人的特定称呼。我看到了这个计划,决定报名参加,虽然我自己家不在眷村,但我父亲,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省老兵。我拍这个片子,正好借机好好了解一下父亲。

  我的拍摄计划得到了这个民间组织的支持。从2008年3月份起,我一边上着为我们这些没有拍摄经验的人专门组织的培训班,一边开始了对父亲的拍摄。

  那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与父亲的隔阂太深了。我曾有想过,要是父亲大喝一声:“把机器拿开!”我怎么办?还拍不拍?我的老师告诫我:“一定要保护好你的摄影机哦,不要被砸。”

  但是幸好,我原先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当我把摄影机对着他时,他没有对我说一句拒绝的话。他很高兴,也可能会有点莫明其妙。我也终于知道,父亲其实是爱我的。从来都是。

  血战

  “冲锋号一吹,就要冲了,排长拿了一个小红旗,就在叫,冲啊,冲啊,冲啊……”

  ———纪录片中父亲自述

  父亲陈书言,1930年出生在江苏兴化,那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

  十多岁,他挑了一担小白菜上街去卖,本来可以卖240个铜板拿回家,结果遇到了汪精卫的部队。小白菜被阿兵哥抢了,陈书言也差点被扣留在兵营……

  我把镜头对准父亲,父亲陷入了回忆。他的讲述断断续续,我的手微微颤抖。

  新四军来到兴化,13岁的他就参了军。家里很穷,他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妹妹,当兵也是一条出路。

  父亲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国民党军一路溃败,他随部队一路势如破竹,一直打到福建沿海。每次作战,他都在先锋部队,屡建战功。

  1949年10月24日晚上,父亲随部队从泉州的石井出发,乘坐征召来的当地渔船,向金门岛进发……我的父亲,19岁的解放军战士陈书言,在登船的那一刻,又哪里会知道自己一生的命运,会在这一天发生巨大的转折!

  暗夜中,涨潮了。“每条船都坐满,一条船上有20多个人,抢滩登陆……”父亲对着镜头回忆当年,心潮难平。

  “古宁头在我来讲,这一生是气得很,因为跟我一起出来参军的,一个袁伯伯,被国民党军队的战车履带压到沙滩里……”

  父亲哽咽着,讲不下去了。

  后来回大陆探亲时,面对“袁伯伯”家人的询问,他只好含糊其辞,据自己猜测,“袁伯伯”可能已不在人世。

  他没有细说当年那惨烈的一幕,他不愿意提起。古宁头一役,解放军近万人浴血奋战三昼夜,终因后援不继,全军覆没……

  在古宁头的沙滩上,父亲趴在水里,耳边子弹在飞。他的腰里,还绑着一双布鞋。父亲透过镜头对我说:“那是你奶奶给我做的,一直舍不得穿。一打仗,我就把它绑在腰上。”

  父亲此后再没有机会看见我奶奶。

  父亲在沙滩上每向前一步,对面太武山上的国民党守军就对着他“镗镗”来一次“点放”。

  “我一看情形不对,在沙滩上挖了个坑,假装被射中,等几分钟,等到机枪改换方向了,我猛爬起来再跑……再打,我再倒下去,再打,再倒下去……”

  三天后,父亲弹尽粮绝。最后,他把党证撕碎,吞到肚子里。

  他成了俘虏。

  俘虏

  “现在不能讲,讲了对你们不好……唉,这是机密的问题啊。”

  ———纪录片中父亲自述

  要让父亲讲这一节的事,很难。他会以种种理由搪塞,不想多说。最后,他痛哭失声。

  父亲是爱哭鬼。在我记忆中,父亲喝了酒,经常会哭。以前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哭。

  被俘虏后,父亲被押送到台湾基隆港,紧接着被送到新竹接受思想改造,之后被编入国民党军队,仍遭到长期监控。

  父亲仍然清楚地记得,他被押送到基隆港的日期是1949年11月6日。清晨,太阳从海面上升起,还不太高。他们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被搜走了,不少人更在押送途中死掉。

  在船上,只能吃残余的生大米,一些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在争抢大米时,从“那个一层一层的船”的上面掉到船舱底部,摔死了。

  父亲被关押在海边的一个小学校,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开会”,他称之为“洗脑”。

  “就是讲如何恨共产党,共产党如何骗你们,你如果讲一句违反的话,马上没命,明天早上就看不到了。大部分都是活埋,子弹要留着打解放军,不能浪费在你身上。”

  之后,父亲被补充到国民党军队中。但是,恐惧并没有消失。在部队里,不时有人来“套”他的话,问他觉得国民党如何一类的问题。他必须很小心地回答。

  更让人胆战心惊的是,“上面”会让他们这些同有战俘经历的人互相“咬”。如果他的“共产党”身份被发现,他就难逃杀身之祸。

  这恐怖的梦魇,持续了几十年。

  恐怖

  “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当了兵的人,就是打不死,也学坏了。这样讲你听得懂吧?”

  ———纪录片中父亲自述

  我在拍片子时,父母吵架。

  那是2008年的母亲节。几个孩子在吃东西,父亲坐在沙发上,喝酒。他拿出一个金戒指,当着全家人的面,说今天是母亲节,要把这个戒指送给我母亲。

  母亲当时正在忙家务,没有听见他的话。父亲似乎觉得自己被冷落,勃然大怒,把戒指摔到地上:“××××,拿笑脸讨人家的冷屁股,还×××不高兴!”

  你没在我家生活过,不能理解我家的氛围。我手上摄影机还开着,但是我也怒了,我手在发抖,嘴上骂出去:“×,××××,你只知道骂人……”

  父亲那一刻没把手里的酒杯砸过来。

  后来在看片子、剪片子的时候,我哭了。当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到这个场景时,我觉得好恐怖啊———我们家竟然是这样的!我这三十几年竟然是这样子过来的!太可怕了。

  父亲从1949年之后,变得沉默寡言。性格也变得阴郁。烈性酒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几十年中,他连说梦话都不能说错。

  父亲的前半辈子,是战场上的战争;他的后半辈子,是家庭的战争。前面的战争,是你死我活;后面的战争,是痛苦的折磨。       他80岁了,端一个纸杯,手会不停地抖,水都倒出来了却仍举不到嘴边。如果他只是一个外面的老人,我会心疼他。但是这个人,当他变成我父亲的时候,我却为什么这么恨他?

  这个纪录片拍摄计划,总共有10部片子在拍,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课堂上一起看拍摄的进度,一起探讨。有一个同学,也拍自己的父母亲,但是他们好恩爱,非常感人。片子放完的时候,大家鼓掌,说好好看,太好了,可以去拿奖了。

  我哭了,我很嫉妒这个同学,他们可以这么美好,从头到尾。而我呢?我却要拉着我的全家人,和我一起扒粪!把家里最不堪的那面,血淋淋地展示给大家看。我根本不想把我的片子拿出来播。

  可是不行啊,我想要解决我跟父亲的问题。

  有些人面对伤口,是不看的,拿个纱布盖上,就当做没事了。我不行。我一定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伤口,去处理它,确认愈合。

  我问母亲,为什么当时会嫁给父亲?母亲说,听人说,外省仔会疼孩子,对孩子好……没想到,嫁给他之后,一切更糟糕。

  我问父亲,你和母亲,问题出在哪里?父亲说,她矮化我,看不起我……

  母亲也是在我拍片子时,才第一次听说父亲是“共产党”。母亲说,反正他的事情,都是秘密,从来不说……

  在剪片子的时候,我仔仔细细地看着父亲,觉得他老了好多!我从没离开过家,和父母亲同住一个屋檐下,30多年每天在一起。我不跟他讲话,从不正眼看他,也不知道他怎么突然间就老了。腰再也不直了,走路很困难,手脚会发抖。眼前的这个人,怎么那么陌生!

  纪录片快拍完时,父亲突然又反悔,他跟我激烈争执,说要把片子里,有关“共产党”的那些内容删除。

  “我现在还在,还不能公开,公开对我不好,对你们也不好。”父亲担心这些内容会让自己吃上牢饭,“我虽然老了,也不想受那种冤屈。”

  我说,你不会以为,到现在还有人在监视你吧?

  父亲说:“我看不到,但我想得到,听得到……你没有经过那个时代,你没有经过那种痛苦,你没有经过那种恐怖。”

  父亲心里的“恐怖”,到现在还没有消失!

  金门

  “我一生的命运,怎么走到了这一步?没有做过任何的坏事,也没有想去做害人的事……但是偏偏,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   ———纪录片中父亲自述

  经历这种遭遇的,不止他一个。

  这个数目有多大,我不清楚,但是到现在老的老,死的死,与父亲有过交往的也只剩两三个。在拍片子时,我还带着父亲去拜访了其中一位“伯伯”。本来我是想让他也讲一下自己的故事。但是父亲再三警告:“不准提问。”

  我问那个伯伯的孩子:“知道你父亲以往的经历吗?”他们都摇头说,不知道。

  后来我了解到,那个“伯伯”是领了“终身俸”的,他担心以前的经历被曝光后,就不再给他发这笔钱了。

  他们近20年,都不怎么见面。只是我父亲偶尔会接到一通电话,然后叹一口气:“又走了一个……”

  对于生死,父亲早已看淡。

  曾有记者问我,说当年要是不去打金门,你父亲可能待遇会很好,有没有想过,他可能会当干部,享受很好的条件,你们子女也会不一样……

  这个问题,还真的没有想过。       1958年,大陆与金门打“八二三炮战”,长官跟父亲谈条件,让他去金门前线喊话,可以升到什么职位。我爸拒绝。他觉得不能这样出卖人。

  1949年之后,父亲再没有回过金门岛。

  拍片子时,我跟父亲提出,要不要去金门看一看?

  当时正在去菜场的路上。我陪着父亲慢慢走着,听到我这样说起,他停下来,然后泪流满面。当着那么多的路人。

  父亲说年纪大了,不想再去。但是最后,经不起我的劝,他还是去了。

  台北到金门的飞机航程也就50分钟。当父亲行走在金门岛上,行走在当年布满尸体和枪弹的那块土地上时,他并没有表现出太过伤感的情绪。

  父亲已经太老了!身体上的累,已经盖过了情绪上的痛。

  他指着岛上的成片绿树,说,那个时候,这里一棵树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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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灰

  “陈氏列祖列宗,今天是清明节。流落在台湾的子弟陈书言,请你们回来过节,希望你们保护、支持你们的子弟……”    ———纪录片中,父亲在清明节祭拜祖先

  现在,我偶尔会陪父亲四处走一走。有一天,我们在小公园的凉亭下坐着时,父亲说:“我想在死了以后,把骨灰撒在这里。”我说:“可是撒在这里,我们会被罚款耶。”

  他说:“哎,不是跟你说过嘛,两边看看,没有人,就丢下了……外包装要带走。”

  我和父亲一人抽一根烟,吞云吐雾。

  酒呢,自从去年他摔了一跤之后,我们把他的酒藏起来,他再没有问起过。可能他也知道,这把老骨头,不能再喝了。

  过了半天,父亲又说:“要是你愿意呢,把骨灰留在家里,倒也是可以。我可以给你们看门。”

  我说:“唉———你死都死了,怎么看门哪?”父亲说:“哎哟,那是一种意念嘛。”

  过了一会儿,我又说:“那为什么没有想过,放到河里、海里?”

  父亲忙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这一生哪,就是吃了水的亏。”

  “没有台湾海峡这道水,我不可能在台湾的啦。就是这么一道水,挡了我一辈子。”

  我从来不知道,我最喜爱的海和河,竟是父亲一辈子最大的恐惧和遗憾来源。   

    我当初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完成这影片。直到这一刻,我才明了:幸好父亲活得够久,给我这个机会去了解他。否则,那会成为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

  我会把父亲的骨灰带在身边,不仅如他所愿帮我们“看门”,而且我想念他时,也可以马上看到他,和他说说话,就像他生前这样。

据羊城晚报

(责任编辑: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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