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跑部钱进办”之称的驻京办，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中央此举显示了肃清官场腐败的决心。
大唐“进奏院”窥伺朝政
其实，驻京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在西汉时期 ，各藩王便在京城置有打探宫廷信息的“留邸”，唐宋时演变为“进奏院”，明清时变身为“会馆”，现在则称驻京办。
唐朝的驻京办，最初叫“上都留后院”，大历十二年（777年），才改称“上都进奏院”，简称“进奏院”。当时，一般只有道（相当于今天的省）一级单位才有设立驻京机构的资格。
进奏院一般由政府设立的道或节度使的藩镇派出，费用也由地方承担。由于唐中期以后地方节度使独揽军政大权，割据一方，皇帝也忌惮三分，进奏院势力膨胀，开始窥伺朝政。那时进奏院设在皇城要地，占地面积约1100平方米左右，鼎盛时期进奏院长官竟拥有副宰相的地位，代表地方势力干预朝政，甚至控制皇帝。唐后期，还出现过地方驻京办人员暗杀京官的情况，其飞扬跋扈，可见一斑。
这些进奏院并不受中央政府管辖，而是对地方节度使负责。其职责包括协调节度使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办理和朝廷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以及为地方搜集、汇编和通报京城的各类政治信息。
经由进奏院传发给各藩镇用来介绍朝廷政事动态和各项消息的书面报告，即被称为“进奏院状”，这也是全世界最早出现的报纸形式。
唐宪宗时，长安的进奏院已达50多个。它们在刺探、获取中央情报的同时，还承担起银行、汇兑的职能。各地在京师的商人，将售货所得款项交付各道驻京的进奏院，由进奏院开具“文牒”或“公据”，一联交给商人，一联寄往本道。商人无论是由地方前往京城，还是由京城回到地方，身上都不用携带大量钱币，可以轻装赶路，到目的地后再兑现，类似于今天的支票。
北宋严惩“驻京办”小金库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削平藩镇势力后，进奏院的官员改由中央委派，主要职能是向地方传达中央的政令。诸州各置进奏官，专达京师，由朝官兼领，隶属于给事中，掌传递公文。这样就改变了唐朝藩镇通过进奏院窥伺朝廷、胁制朝廷的情况，使它成为加强朝廷对州郡直接控制的机构。
宋代进奏官员最多时有一百多人，他们的主要经费由皇帝划拨，其中最大的一块是镂刻雕版的费用。这些进奏官员定期把朝廷政令刻成雕版，由驿马送到地方，然后印成纸张文本给地方官观看，这也是中国早期的时政类报纸。由于邸报印得太多太滥，甚至出现宫中私人生活泄露的情况，有进奏官因此受到处罚。
1044年，由于在进奏院里抨击朝政，北宋著名诗人苏舜钦与其同僚被北宋朝廷的官员盯上了。后来，苏等人把进奏院日积月累的废纸出售，建立了一个“小金库”，召妓饮酒，结果受到严厉查处。《宋史》（卷422）载“同时会者皆知名士，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史称“进奏院狱”或“邸狱”。
晚清会馆蕴育“戊戌变法”
进奏院在元代一度被废止，但到了明清两代，承担着“驻京办”职能的各式会馆，则有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
会馆首建于明，而盛于清。明清时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流动人口的增加，不但京师会馆林立，其他通都大邑，甚至府、县、乡镇也比比皆是。而遍布京师的会馆，大多数为赴京公干的地方官员、游历士绅及应试举子提供居停和聚会方便。这些有民间联谊性质的会馆，后来逐渐成了沟通家乡与京师信息的纽带，且无论官民绅商，皆可参与，于是会馆渐渐成为政治和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
目前所知最早的会馆，出现于明永乐十九年 (1421 年)。据民国《芜湖县志》（卷13）载：“京师芜湖会馆，在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明永乐间，邑人俞谟捐资购屋数椽并基地一块创建”。俞谟在永乐年间，做过南京户部主事，后调至京城为工部主事。芜湖会馆当时是同乡京官聚会之所。
甲午战争以后，国家多难，地方势力抬头，这时候许多会馆开始走上历史前台，成为爱国志士集会、居住，影响历史的重要场所。
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以后不断扩建，到光绪三年（1877年）已发展成13个院落、190多间房舍的大会馆。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来京应考，就住在馆内的一个小跨院中。因为院内有七棵树，故称“七树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再次进京赶考，仍然寓居南海会馆。当时正值甲午战败，《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上下的义愤。康有为在南海会馆起草了《上皇帝书》，提出变法主张，联合各省举子3000余人发动“公车上书”。在南海会馆，康有为前后住了16年。期间他与其他维新派领袖集议成立“知耻会”、“强学会”，并创办《万国公报》，策划变法方案。
新会会馆则与梁启超结缘甚深。这里既是梁启超结婚大喜之地，又是他开展改良主义运动的策源地。1916年，梁启超在此起草《保国会章程》，策动蔡锷起兵反对袁世凯，为四万万人争人格。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则曾在浏阳会馆居住，会馆位于宣武区北半截胡同。谭嗣同在居室自题为“莽苍苍斋”，门联则分别为“家无儋石”和“气雄万夫”。康有为见后, 认为锋芒太露, 劝他改作。于是谭嗣同改上联为“视尔梦梦, 天胡此醉”,下联为“于时处处, 人亦有言”。戊戌政变失败后，谭嗣同英勇就义，留下“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绝响。
民国会馆成革命温床
影响更为深远的还有湖广会馆，它建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此后，凡京官宴会大都在此举行。民国初年，孙中山将同盟会等五政团合并成国民党，就是在湖广会馆开的会，当时有上千人出席。
毛泽东与湖南湘乡会馆也有一段难以割舍的回忆，该会馆由清代重臣曾国藩创建。1919 年，毛泽东来京曾住在烂缦胡同的湖南湘乡会馆。后来，他在那里召开“湖南各界驱逐张敬尧大会”。从“湘乡会馆”南行数十步即为“湖南会馆”。早在1917 年，李大钊便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 在湖南会馆发表激进演说，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出席会议。
绍兴会馆因鲁迅而声名远扬。起初，鲁迅住在会馆里的藤花馆，后迁到西边的“补树书屋”。当时，鲁迅在教育部供职，下班后便抄写古书和碑文，休息时常去逛琉璃厂旧书店。在钱玄同的促劝下，鲁迅终于拿起笔，为《新青年》撰写《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名篇，以笔代枪，为时代鼓与呼。
江西会馆则常常演戏, 张勋复辟时就是在江西会馆里唱戏庆祝的。俞平伯、吴梅、袁寒云等名流也曾在这里演出过昆曲。民国初年蔡锷、陈师曾等著名人士的追悼会也是在此举行。
大革命以后，北洋政府倒台，会馆逐渐式微，而各省都督、主席、省长以及各派军阀，先后在北京、南京设立驻京办事处，负责交际、筹饷，“驻京办”一词正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1949年，新中国第一个驻京办——内蒙古驻京办应运而生。到1959年，共有28个驻京办事处成立，全是省一级的驻京机构。“文革”期间，驻京办被全部撤销，改革开放后又逐渐恢复。【资料来源：《唐宋“驻京办“揭密》等】
链接：美国“驻京办” ：请客不能超过50美元 
美国首府华盛顿国会山和乔治城之间，有一条著名的“说客街”——K大街，那里政治说客公司林立，犹如中国的“驻京办”。每天，约有5万名说客游走在国会、企业与民众之间，广泛搜集、交流各种政府信息或舆论民情，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美国法律规定，要在华盛顿当说客，首先要向联邦政府登记注册，包括名称、所游说项目等。而游说公司必须每半年公布一次工作报告，说明曾在哪些议题上进行了游说活动、游说的对象、收费数量、餐饮开支等。如果这些赢利比例太大，很快就会受到司法部门的注意和审查。
法律同时要求：说客请议会成员和政府官员的吃饭费用每次不能超过50美元，送礼也以50美元为上限，邀请议员及其助理出去打高尔夫球的门票不能超过99美元。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请吃饭送礼不成，说客们就大量购买议员所写的书，或者在他们举行活动的时候，特别是在竞选的时候为他们出力“募捐”，油水照样多多。
无论在华盛顿开设“驻京办”，还是雇用临时说客，费用都相当可观。比如2009年，美国通用电气用在游说国会上的经费高达21亿美元。而美国国会2004年通过的一项免税法案，也曾为投资进行游说的公司带来了22000%的回报率。
高额的利润回报，也让一些说客跌入了犯罪的深渊。2006年1月，“超级说客”杰克·阿布拉莫夫在法庭上承认犯有共谋、欺诈和逃税三项重罪，其收取的游说费超过8000万美元。此前，阿布拉莫夫曾参与为布什总统竞选募捐，并因为助选有功，在布什入主白宫不到一年里，阿布拉莫夫频繁与政府接触达200次，甚至能“买通”布什在白宫接见某位外国首脑。最后，阿布拉莫夫被判处了5年零10个月监禁。这一案件被认为是美国游说行业近几十年来最大的丑闻。
广东南海会馆 宣武区米市胡同43号
浏阳会馆 宣武区北半截胡同41号
湖南会馆 宣武区烂缦胡同101号
绍兴会馆 宣武区南半截胡同7号
湖广会馆 宣武区虎坊路3号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