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2月22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当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样，为以后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作了铺垫。在对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上，由于他们当时分别担任党内重要职务，而且反革命的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周恩来在党内斗争的范围内与他们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一种形式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尽量争取毛泽东的支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比如，在保护干部的问题上，针对各地区各部门在江青一伙煽动下对干部的迫害愈演愈烈，周恩来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同志紧急商量后，提出名单，报告毛泽东批准，让廖承志、王震、余秋里、谷牧、方毅、姚依林等几十位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轮流住在中南海，并把处境困难的宋任穷、李井泉、王任重、叶飞、江华、黄火青、王鹤寿等一些大区和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安置在可靠的地方加以保护，严格保密。

对此，江青一伙大为恼火，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集体围攻周恩来，指责这是不相信革命群众会搞文斗，打击了他们的革命情绪，保护了走资派。周恩来回击说：不管你们“文斗”也好，小斗、大斗也好，我就是不允许。这比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厉害，逼死了人谁负责？你们敢保证吗？事后，毛泽东知道了此事，赞同说：“总理做得好。”江青一伙知道毛泽东赞同了，就再也不敢纠缠了。

另一种形式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1967年夏，鞍山钢铁公司武斗严重，造成许多高炉停火，生产急剧下降。周恩来十分焦急，决定派李富春亲自赴鞍山解决问题。中央文革小组知道后，先是反对，后又提出由他们派人一同去。周恩来知道这样一来，非把鞍钢搞得更乱不可。于是，他就采取“拖”的办法，说时机还不到，等几天再说。当江青等人就这件事指责他不支持中央文革的工作，“只搞生产，不搞‘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表示：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靠什么搞革命？后来他与辽宁协商，派军队对鞍钢实行了军管。对这类事情，林彪、江青一伙感到很恼火，他们攻击周恩来搞“折衷主义”，是“救火队长”，“和稀泥”，但又无可奈何。

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周恩来坚持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的前提下作若干必要的妥协和让步。1974年10月14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议邓小平作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千方百计要排除邓小平。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围攻邓小平，遭到邓小平批驳，于是就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过一些同志将情况反映给毛泽东，说明江青等人要整邓小平。毛泽东听后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并且赞扬了邓小平，提议他当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这样，挫败了江青一伙的阴谋。在四届人大的筹备过程中，江青、张春桥等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排在教育、文化、体委三个部委的领导岗位上，周恩来与邓小平、李先念等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步，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文化部、体委可作让步。

这种既坚持原则而又作必要让步的策略，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周恩来有时在自己的正确主张被否定以后，还采取迂回曲折的办法继续自己的努力。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领导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干部政策。1972年9月，周恩来抽出时间，数次约人谈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的内容，他提议将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写入社论，以期推动全国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开展。社论起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两次写进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都被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勾掉了。

周恩来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努力。公开发表的社论尽管未能写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但却针对极左思潮对各个领域的危害，从正面提出了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起到了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