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缉思，1993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2001年5月起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2005年起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兼任中华美国学会会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等。被业界称做“中国知名智囊人士”、“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美国观察家”、“钻进白宫心脏的中国行者”。

【评论动机】

    当一些中国网民尚在惊诧于希拉里在东盟会议上何以突然地“伏击”中国，美国对华强硬派已经将“希拉里主义”推向前台了；当一些中国人尚在将“华盛顿”号航母不开至黄海视为外交“胜利”，美国报刊已在欢呼雀跃于“美国顶住中国的威吓”；当中国舆论还在观望并争辩美国对华政策的“变”与“不变”，西方舆论已明确将今夏美国在亚洲一北一南两场争端中的出手定性为“里程碑”和“枢纽”，“这一刻改变的不仅是美国对华政策，还有该地区各国的对华政策”。
    这一刻，预示着中美新战略较量的序幕已经开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将为我们深度剖析：中美关系的渐变是如何发生的；在双方重大利益关切问题上，两国是否渐行渐远；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两国客观实力及主观认知的变迁将给两国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变数；中美整体战略态势将如何发展。

【先驱语录】

★在两国关系的几大重大议题领域，几乎都因结构性矛盾而新增了消极因素，导致更浓厚的战略猜疑而非促进战略互信。

★当前中美关系的症结在于，在中国越来越强烈地说“不”的重大战略与安全问题上，美国并没有改弦更张的意图和迹象。

★也许只有在经历一场或几场重大较量之后，双方才能摸索出若干新的政策底线，构建一个更为稳定的战略关系框架。

    2010年年初，美国宣布新的对台军售、谷歌事件、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中美贸易摩擦、美国炒作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相继发生，引发了自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以来中美关系最严重的政治风波。4月上旬，以两国元首通电话及宣布胡锦涛主席赴华盛顿出席全球核安全峰会为标志，双边关系实现转圜。5月24日－25日，在北京成功举行了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金融和能源合作等诸多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
    然而，尽管近来中美关系的气氛有所缓和，但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仍在激化。正如美国防部长盖茨抱怨未能如愿访华以及美韩黄海联合军事演习等事件所揭示的，中美战略互信远未培育出来，而战略互疑却在近几年中日益加深。

更浓厚的战略猜疑而非战略互信

    本文将当今中美关系同2003年的中美关系作对比，来证实以上判断。之所以选择2003年为参照系，是因为那是冷战后中美关系发展较为顺畅的一年。当年11月，正在访美的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说，“鲍威尔国务卿不久前说美中关系正处于最好时期。我同意这样的评价。但我愿意补充说，中美关系还应当也可以做到‘更好’。”
    首先来看中美双边经贸关系。2003年，中美经贸摩擦案例很多，美方也提出人民币汇率问题。但是当时的摩擦主要集中于贸易不平衡、反倾销、知识产权等传统领域。一般来说，经贸关系在总的双边关系中起着“压舱石”的积极作用。相比之下，当今中美经贸摩擦已经扩展到金融领域，人民币汇率等问题高度政治化。同时，高盛、谷歌、通用电气等跨国公司对中方扶植自主创新产业等政策十分不满，指这些政策影响其利润和市场份额，认为中国开始排挤外资。双边经贸关系不仅不再是“压舱石”，其中许多问题反而成为培育战略互信的严重障碍。
    再看中美军事关系。在南海撞机事件后中断的双边军事交流，以2003年10月中国军委副主席曹刚川访美为标志，实现了“全面恢复”。当年两国海军舰只在良好气氛下互访对方军港。今年初以来，中美军事交流因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而进入“冷冻”状态，军方之间的对立言论也在升温。两国海军在中国沿海地区发生碰撞的危险上升。军事关系严重滞后于中美在其他领域的关系。
    中美关系发展至今天这种局面，与美国国内政治与领导人因素密切相关。2003年，由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迅速得手，布什总统声望如日中天。共和党占上风的国会对布什本人亲自掌控的对华政策不持异议。但是，今天奥巴马总统的国内支持率低于当年的布什，对美中关系的把握力度也不如布什。民主党将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遭遇共和党的严峻挑战。国会议员出于国内政治考虑而攻击中国，外交和国防班子中的对华强硬派也在抬头，使现政府对华政策呈左右摇摆之势。
    美国对华政策的新调整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不少新变数，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重大问题上：反恐与国际安全问题。当年美国深陷中东，排除了将中国视为主要安全威胁的可能性。今天情形已大不相同。美国不满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态度，而中国对联合国制裁伊朗决议所投的赞成票相当勉强。国内不少观察家担心美国反恐告一段落后将矛头指向中国。中国对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零核世界”构想态度并不积极。美国在中国周边布局造势的动作也引起中方更高的警惕。
    在美国最为关切的朝鲜问题上：目前中美都视对方为事实上的消极因素，战略互疑增加。中方怀疑美韩加强军事联盟含有对抗中国的战略意图，美方则指责中国越来越偏袒作为“盟国”的朝鲜，同美国的目标分道扬镳。
    再来看中国大陆至为关切的台湾问题。从布什本人到所有负责对华事务的高级官员，都多次强调一个中国政策和不支持“台独”的立场，由被动不接受“台独”转为主动“防独”。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形成了某种共识和政策协调。反观今日，在两岸关系持续改善的时候，美国更多地被视为其中的负面因素。前外长李肇星今年3月说，美国对台军售相当于“在兄弟拥抱时递过一把匕首”。
    非传统安全问题。2003年防治非典，拉近了中美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认知。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则出现了一些让双方不愉快的场景。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合作方面，怀疑对方战略动机者大有人在。
    总之，在以上两国关系的几大重大议题领域，几乎都因结构性矛盾而新增了消极因素，导致更浓厚的战略猜疑而非促进战略互信。

实力拉近，认知差距却拉大

    综合来看，数年来国际格局和中美的实力对比相对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是，美国仍然在是否、又该如何承认中国崛起问题上游移不决。
    2003年，中美两国GDP分别为1.4万亿和10.9万亿美元，中国GDP只有美国的1/8多一点。当时国内普遍担心美国的战略扩张势头和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2009年，中国GDP高达5万亿美元，占美国14万亿美元的1/3以上。美国GDP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从2003年的29％降低到现在的23％左右。中国军事力量迅速增强的趋势令人瞩目。无论如何解读数字，中美两国硬实力迅速接近，是不争之事实。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整体实力和影响下降，新兴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日益突出。在全球治理机制的结构性转型中，中国逐渐进入权力中心。
    两国实力相对拉近，但舆论反映的认知差距却在拉大。针对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分别于2003年12月和11月阐述了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受到美国舆论的关注与欢迎。当年美国学界关于中国的评论相对公允，普遍认为中国的长远走向是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然而今天美国舆论界除了继续散布“中国威胁论”之外，又出现了“中国傲慢论”，对于中国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的负面报道明显增多。诸多评论家认为中国强大之后终将同美国分庭抗礼。在中国方面，以《货币战争》、《中国不高兴》、《中国梦》等书籍为代表，舆论风向也有明显变化。褒扬“中国模式”、批判美国模式和“普世价值观”、抵制美国政治文化影响、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军事强国的观点日益上扬。质疑“韬光养晦”外交思想等论调，在国内媒体中屡见不鲜。

中国掌握主动还需要时间

    不可否认，同2003年相比，今天中美务实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确实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教育、卫生、环保、能源、金融等领域，存在着广泛的、不断扩大的共同利益。
    然而，综合而论，在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实力消长与国际地位均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框架正面临重大调整。随着自身实力的迅速上升，在维持对美关系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中国将要求在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抬高政策底线，改变现状，争取主动。在中美博弈中，中方控球的时间更长了，而球越来越频繁地踢到了美国那半场上去。
    可是关键问题是，当前中美关系的症结恰恰在于，在中国越来越强烈地说“不”的重大战略与安全问题上，美国并没有改弦更张的意图和迹象。而美国不改弦更张，中美关系就难以维持稳定。
    美国政治主流并未承认美国实力地位正在衰落，不承认西方在国际道义、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根本缺陷，反而宣称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形象得到改善。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认知差距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美国战略家仍在中国对外关系和国内问题上发现“软肋”，并试图加以利用，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利用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惧心理，在战略上“重返亚洲”。
    还应当看到，美国对华战略的改弦更张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中国实力地位的提高并不能迅速转化为对美关系中的主动权和政策杠杆。因此，未来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空间将受到挤压，重大较量将难以避免。也许只有在经历一场或几场重大较量之后，双方才能摸索出若干新的政策底线，构建一个更为稳定的战略关系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国内的稳定和发展是中美关系稳定和发展的前提。把国内的事情做得更好，才能把对美关系处理得更好。当前，涉及对美关系的决策部门越来越多，外交、国防、维稳、外贸、金融、能源、涉台、宣传等部门的相互协调并在重大政策性问题上同中央保持一致，是稳定对美关系的关键。（原载《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简报》，略有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