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彭德怀两手紧握贴在胸膛，眼望窗前，激动地说：“我们国家要心想农民，制定政策不光是想国家一头，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几亿农民的大头……解放才12年，很多农民仍然困难。”
本文摘自《党史纵览》2011年第12期，作者：黄禹康，原题：《彭德怀在湖南湘潭农村调查侧记》
在湖南省湘潭市老龄委干部活动中心，77岁的《湘潭日报》退休老记者戴鼎，说起50年前他陪同彭德怀回乡调研的经历，心情仍十分激动，似乎一下子又回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那艰难困苦的岁月……
“丢了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就丢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1961年隆冬时节，63岁的彭德怀回到湖南湘潭老家开展农村调查，历时50多天。他每天冒着滴水成冰的严寒，往返跋涉十五六公里山路，深入乡村、农家调研。其一言一行给当地的农民及党员干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2月13日黄昏时分，风雪飞扬，寒气袭人。彭德怀披着旧青呢大衣，在湘潭锰矿招待所的走廊中四处瞭望，表情犹如战场指挥作战一般凝重。他沉思了一会儿，把当地派给他当向导的《湘潭日报》记者戴鼎叫到身旁，手指着锰矿周围铁丝网的大木头桩问道：“戴鼎同志，这是干什么用的？”“可能是代替围墙用的。”
“运这么多木头，又这么一根根的做围墙铁丝网桩，太可惜了。起什么作用？山上的树还经得几回砍！怎么不想到农民呢？”接着他又问：“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没有看见的还有没有？”戴鼎一时不知怎样回复才好，只能尴尬地笑了笑。彭德怀继续说：“土改时，农民分了田地，喜得不得了，一心扑在农业上，发展生产，没有腾出手来修建房屋，不少农户没有屋住，有些老屋也快倒塌了。1958年大跃进刮‘五风’又毁坏了他们一些房屋。我在乌石乡调查，拆了房屋的有30％，农民在那里住不好，睡不好，何不将这些木头拿去给大家盖新房、补旧房哩。我们应该明白，农民的痛苦是政府应当考虑的事情啊！”
说了这段话以后，彭德怀仍注视着山上，他一面指点着，一面又对戴鼎说：“山上光秃秃的，和尚脑壳没有毛。由于1958年大炼钢铁，树木都被砍光了，这个损失无法估量，记得我20多岁的时候，避难回家种田，打脚车子（南方一种手推的运输工具）走梅林港，沿湘江到湘潭，一路上绿树成荫，大太阳天不要戴草帽，歇凉不要进屋。这次我回来一看，没有几座山上有大树林，有的地方山林全被砍光了。大炼钢铁，办公共食堂，大兵团作战，瞎指挥风吹遍全国，大有共产主义就要来到之势。”戴鼎插话说：“1958年冬，我在报社工作，记得当时宣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彭德怀说：“是啊，搞得人们出现了一种可笑的幻想，以为共产主义就会来到了，这是犯了不实事求是的错误，致使我们党的威信受到了严重损害。戴鼎同志，你学过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吗？”戴鼎说：“1957年前后，我在县委文教部组织自学和集体学过。”彭德怀说：“学好了，你就能懂得什么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脱离实际的事，总是幼稚可笑的。”
停了一会儿，彭德怀又问戴鼎：“你参加过‘大兵团’作战吗？”戴鼎回答说：“在叠福公社参加过。那时，晚上和社员一起打灯笼举火把开荒种地，早晨在晒谷场上搞军训，男女老少都参加，一股子的劲。不久，我又被调回报社工作。”彭德怀应了一声：“嗯！”忽然又说：“1959年毛主席写了《党内通信》，党中央发了十二条紧急指示信，‘五风’才收敛下来。相继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下发了。”戴鼎插话说：“那时省委书记来我县搞《六十条》试点，县里要我去参加。广泛听取社员意见，群众非常喜欢，基层干部也非常拥护。”彭德怀说：“群众最通情达理，我们解放才10来年，吃饭、穿衣、办事都要首先想到农民，丢了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就丢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瞎指挥、盲目冒进，建不成大业。要不是党中央、毛主席纠正得及时，损失会更大。”
谈着谈着，夜幕降临，见彭德怀有些寒意的样子，戴鼎便说：“您老穿得这么朴素，这么单薄，这里没有暖气呀！”彭德怀笑着说：“你还嫌我穿差啊！我与外国朋友会见，不也是穿这套衣服！”接着，彭德怀又和戴鼎及身边的警卫员景希珍兴致勃勃地聊了起来，谈了不少生活琐事和湘潭风土人情。戴鼎看时间已晚，便劝彭德怀早点休息。彭德怀回到卧房不久，戴鼎和景希珍又偷偷地去看他，发现他根本没有休息，而是在灯光下翻阅和整理白天听人汇报的记录和材料。桌上还有一大堆文件在等着他过目。
“彭元帅进了乡，不也和大家一样吗？”
12月14日，戴鼎跟随彭德怀去鹤岭大队调查。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桂华和大队秘书、民兵营长、妇女主任热情地接待了他。
彭德怀听取汇报以后，请他们把全大队从1956年至1959年4年间的变化情况，包括人口、粮食生产、农林牧副渔业收入、群众生活和疾病等情况逐年加以对比，从中找出发展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让大家保持清醒的头脑。周桂华谈到“五风”问题时说：“我们全大队有367户人家，生活困难，没有饭吃，有水肿病的占全大队总户数的30％。大炼钢铁时，全大队拆屋2000多间，占总数的37．7％，我家5栋屋全部被拆掉。”彭德怀诙谐地说：“那是你共产党员带的头嘛！”大家都笑了。随后，彭德怀语重心长地说：“毛主席经常讲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们一定要牢记啊。”一会儿，厨房里的同志催吃饭了，餐桌上有米饭、有红薯，彭德怀不吃米饭，专吃红薯。大队干部劝他不要光吃红薯，他笑着说：“这是高级午餐啊，我在北京还不容易吃到哩！”
下午，彭德怀视察了大队副业加工厂，这里有榨油、磨坊和碾米设备。他拿起榨油的榨柱尖，试了试，说：“这种老式的榨油工具，笨得很，太吃力了，要改革创新，要用电动机械操作，减轻劳动强度。”周桂华说：“我们有台黄谷式打米机，接的是湘潭锰矿的电，现在线被剪断了。”彭德怀问：“那是怎么回事？你晚上随我一同回锰矿去，要求矿上解决，好吗？”晚上，彭德怀向湘潭锰矿党委领导谈了大队的情况和意见。第二天，矿领导立即派人接通了电线，使磨坊碾子改成了电动机械，社员喜欢得不得了。
彭德怀在鹤岭大队调查时，走到一家黎姓农家的屋前坪，黎家老爹从堂屋里迎出来，彭德怀笑着问：“您老贵姓？”黎老头说：“我姓黎。”彭德怀打趣地说：“好哇！你姓黎，我姓罗，我和你驴骡不分，都是一家人。”接着又问：“您多大岁数？”黎老头说66岁。彭德怀说：“我63岁，我和你都是好兄弟。”（彭德怀当时说是姓罗，以免惊动了群众）黎老头笑得皱纹一层叠一层，忙把客人请进屋里坐。坐在堂屋里，彭德怀向大家问寒问暖，谈笑风生。黎老头突然问道：“外面传说，彭德怀元帅进了乡，列位晓不晓得？”彭德怀接过黎老头的话说：“我就是彭德怀，彭元帅进了乡，不也是和大家一样吗？普通一人嘛！”老人很不好意思地说：“我真是瞎了眼。”彭德怀说：“我从小就是打柴棍子出身的，和你一样当农民，就住在乌石寨下，还不是搭帮毛主席、共产党翻了身！”“我开头就说了，我和你是一家人嘛，一点不假吧。好啦，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多，我还要到上屋看看，不耽误你了。”说完，告别了黎家。
彭德怀一路匆匆，看完这户又走那家，显得精神奕奕。走到一个大屋场塘边，大家从一户横屋进去，原来是这家的厨房，彭德怀将灶上的锅盖子揭开，见有大半锅黑绿色的糊糊。随行的警卫参谋景希珍是北方人，搞不清是什么，便用锅铲舀了点尝尝。彭德怀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神态上：“怎么样？”景希珍说：“是糊糊浆汤，有草的苦味。”彭德怀细问这家主妇，才知道是细糠、蔬菜加上能吃的野草熬出的糊糊。他神色顿时难过起来，一路上心情沉闷，天色将晚时才回到了招待所。
“浮夸风会害死人的，隐瞒产量也是错误的。我们配合你们一起来调查，一定要实事求是”
陈蒲大队有16个生产队，队队产量低。公社党委的同志介绍，陈蒲大队减产严重的原因是“五风”伤了元气，加上“平调”退赔不彻底，直接影响到群众生产、生活和情绪。彭德怀听到这些情况后，心里琢磨着，要亲自去看看情况，几次问到陈蒲大队的方向、路程。等走访了响水公社的黄龙大队、鹤岭大队后，他更憋不住了，非要到陈蒲大队走一走。12月15日，北风刺骨，彭德怀不顾天寒地冻，来到陈蒲大队，仔细听取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童石泉的汇报，重点询问了农业生产，粮食收入，群众生活，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处理等问题。童石泉产，这个大队是个严重减产的大队，社员人均年口粮不到100公斤，其中一部分是按4担红薯抵50公斤稻谷、3担芋头抵50公斤稻谷来折算的。吃米糠、喝糊糊的不少。瓜菜、野草，什么土茯苓、红薯藤、葛麻根、野菱角，只要能吃的，都想方设法搞来充饥。群众水肿病很多。
为了把陈蒲大队的情况搞清搞透，彭德怀亲自设计制作表格，列举调查内容，分生产队一项一项地统计。彭德怀交代大队干部：“请你们耐烦-点，搞准确些，切忌掺假，浮夸风会害死人的，隐瞒产量也是错误的。我们配合你们一起来调查，一定要实事求是。”情况弄清后，他又反复征求区、社干部意见，并交代戴鼎写一篇关于陈蒲大队减产情况调查的材料。彭德怀分析说：“陈蒲大队自然条件好，偏偏粮食减产，天灾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太多了。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伤了农民的元气，‘平调’退赔又不彻底，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多劳不能多得，人的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他对陈蒲大队粮食减产情况非常关注，不顾自己身患重感冒，顶着严寒细雨，一连三次去陈蒲大队和基层干部交谈，深入到黄蒲、白泥等几个生产队认真倾听群众意见。
在即将离开响塘区时，彭德怀把区委书记、区长叫来，商量如何适当统销一点粮食给陈蒲大队，以解燃眉之急。他嘱咐基层干部，切实安排好社员生活，让农民安居乐业，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陈蒲大队群众后来传唱着一首民谣：“搭帮彭德怀，粮食统销来；身体恢复快，生产得安排。”
“我要向国家粮食部财政部打官司”
在彭德怀的会客室里，没有火炉，更没有暖气设备，条件与北京相比，相差太远。
一次，彭德怀踱着步说：“戴鼎同志，请你写篇文章，我要拿回去向国家粮食部、财政部打官司！”戴鼎一听，吓了一大跳，打官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彭德怀两手紧握贴在胸膛，眼望窗前，激动地说：“我们国家要心想农民，制定政策不光是想国家一头，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几亿农民的大头……解放才12年，很多农民仍然困难。”接着，他对戴鼎说：“你学过历史，写这个材料要从外国的、我国历史的、现实的情况三方面去认识。我们国家现在的征购是‘水涨船高’政策，政策年年变，农民增了点产，国家就要多缴征购超产粮，浮夸风满天吹，打肿脸充胖子，结果征了过头粮，农民自己空了仓，吃不上饱饭，到头来发挥不了增产增收的积极性！”
他说：“戴鼎同志，请你写这篇文章，字数不要多，观点要鲜明。请你一定写好，给我带回中央去。”戴鼎心里很感动，但也很害怕，他不敢讲，也不敢写，怕惹出祸来，感到很为难。怎么办呢？但当他想到彭德怀在湘潭农村调查这么久，时时处处事事诚心诚意为人民着想，他老人家想的是农民，讲的是正义啊！于是，戴鼎按照要求，连夜赶写好材料交给了彭德怀。
后来，彭德怀又两次去鹤岭大队，花很大的精力对征购粮一事作调查研究。他认为征购粮问题对于调动农民积极性、对于政策取信于民关系很大。当时，鹤岭大队征粮超过12％，黄龙大队超过11％，陈蒲大队18％，都超过中央关于征粮不超过总产量10％的规定；在粮食分配上，各生产队之间，只是由于超产全奖和减产全赔而有所不同，在包产以内的分配都一样，不能很好体现多产多吃、少产少吃的精神。彭德怀特别强调说：“我们的征购政策要稳定下来，给农民吃定心丸。按几年的总产和单产，取个平均数，固定下来。购粮任务要相对稳定，让农民感到有奔头，调动增产积极性。只有发展生产力，民富才能国强。”
“我彭德怀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做官的老爷”
在人们的想象中，彭德怀是一位令人望而生畏、威武严肃的领导人。其实，彭德怀所到之处，干部和群众一致感觉他是一个热忱、谦逊、朴实、和蔼可亲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彭德怀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做官的老爷！”
1961年12月23日，彭德怀回到湘潭县委，湘潭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的姚欣等领导设便宴招待彭德怀，以感谢他老人家对家乡人民的关怀。彭德怀此时的心情也异常兴奋，他根据此次回乡的调查情况，对湘潭的工作特别是对农民群众的生活、生产作了具体指示。最后，在县委南楼住宿了一个晚上。谁也没想到，此行是彭德怀最后一次回故乡。
12月24日，彭德怀即将离开湘潭县。这天，雨住风停，气温回升。早餐后，彭德怀将要离开的时候，紧握着戴鼎的手说：“戴鼎同志，谢谢你了。”戴鼎顿时鼻子一酸，声音哽咽地只说了一句：“祝彭老总身体康宁！”聚集在县委南楼前小坪里的县委领导和机关干部，都站在彭德怀的周围，为他送行。彭德怀这次在湘潭调研历时50多天，每天冒着严寒，深入乡村、农户，调查座谈、接待乡村干部及农民2000多人，白天接待来访群众，外出调查研究，并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坐在油灯前，亲手写了4份农村调查材料。除了分发省、地、县委以及有关区委或公社外，并将一整套材料交中央办公厅转呈毛泽东。这些材料为党和国家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戴鼎在跟随彭德怀调查研究的日子里，深受教育。现已77岁高龄的他每次回忆起那段日子时，总是说：彭老总那种关心农民、疼爱农民、废寝忘食、辛勤工作的精神；那种胸襟坦荡、光明磊落、刚直不阿、无私无畏、敢于碰硬、敢于牺牲的气魄；那种一生为革命、一生为人民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那种与民同甘共苦、厌恶奢侈、勤俭节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作风，是我们世世代代的榜样，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