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在陈桥兵变中的“功勋”是文人的谎言?

时间:2011-12-21 15:57来源:《读不懂的两宋》 作者:丁守卫 点击: 载入中...

宋太宗在陈桥兵变中的“功勋”是文人的谎言?
本文摘自:《读不懂的两宋》,作者:丁守卫,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
 

    在宋史中,应该说,宋太宗赵光义以及其后代宋高宗赵构是两个最让人“读不懂”的历史人物。由于种种原因,笼罩在他俩的头上,有许多历史的谜团。关于宋高宗赵构,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专门述说,这里,还是先来说说宋太宗赵光义的“那些事儿”。
    赵光义,本名赵匡义,后因避其兄太祖赵匡胤讳改名光义,即位后又改名为赵炅,像历史上许多封建帝王死后都封有庙号一样,赵光义的庙号便是“太宗”。
    我们说,在宋太宗的头上,笼罩着许多历史谜团,而第一个谜团,就是赵光义究竟有没有参加过“陈桥兵变”?究竟是不是这次兵变的功臣?这里,不妨称之为太宗的“功勋问题”。
    诚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宋朝的“革命”最早是从“陈桥兵变”开始的,虽然和唐朝“晋阳起兵”一样,赵匡胤也是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宋朝的政权相对于唐朝的政权来的显然要容易得多,比两汉以及明朝的政权的取得更是不知要容易多少倍!与这些王朝开国前的血流成河的惨烈征战相比,那宋朝的“陈桥兵变”简直就像是在演戏。
    也正是由于政权的取得易如反掌,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说,北宋其实没有为夺取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功臣”。
    但即便是这样,在太宗朝以后的一些正史中,还是把赵光义描绘成“陈桥兵变”的功臣,说他在整个兵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倒好像倘若没有赵光义的强力主张与推动,“黄袍加身”这一幕就不会上演似的。
    然而,对于开国时赵光义的“功勋问题”,史学界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与结论。
    就像辩论的双方各持己见针锋相对一样,在正方即代表正史观点的一方看来,赵光义不仅参加了陈桥驿兵变,而且,还是陈桥兵变集团的核心人物,是这次兵变的主要策划者与组织者。如在反映宋代的不少史书中,都对他在整个兵变中的言行做了具体而生动的描写。
    说是显德七年(公元960年)的大年初二,身为后周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奉诏率军出征,时为供奉官都知的赵光义也在军中。在行军途中,赵光义与赵普等人一直明里暗里做着策反鼓动工作,为兵变的成功大造舆论,在部队来到距离开封40多里的陈桥驿后的第二天早晨,又与众将士一起闯进赵匡胤的营帐,不容他哥赵匡胤分说,硬是将一件象征皇权的黄袍披在了赵匡胤的肩上。
    不仅如此,还有的史书如生活在宋真宗与宋仁宗时代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所著的重要文献《隆平集卷一·太宗皇帝》一文竟然还说,陈桥兵变时,“市不易肆”,也即士兵入城,秋毫无犯,也完全是赵光义的功劳。说是赵匡胤既被“黄袍加身”后,回师向开封进发,在进城之前,赵光义拦住赵匡胤的马头,叩马而谏:“这次回师开封,将士们如果自恃功高,大肆抢劫,使得老百姓肝脑涂地,那就绝不符合应天顺人的精神!最好是要诸军将领立下严守军纪的誓言,然后前进。”硬是给他哥上了一堂极为生动极为重要的“政治课”。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赵光义真的是很有见识,很有思想,而且也极富有仁爱精神。而按照正史的观点,显然,也正是由于赵光义的“友情提醒”,赵匡胤才与将士们约法三章,确保大军进城秋毫无犯。
    据说,赵匡胤对自己的这个弟弟非常赏识,称赞赵光义很有谋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就有等自己百年之后把帝位传给弟弟赵光义的想法。
    如果照此看来,赵光义的确是宋帝国的开创者与奠基者。赵匡胤之所以能够华丽转身,成功“变脸”,几乎在一夜间就由后周殿前都点检变成大宋天子,而且成为一个圣明、仁爱的天子,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自己的“小弟”赵光义与赵普们的鼎力相助。倘若说,赵匡胤是这场政治戏剧的优秀男主角,那么,理所当然,毫无争议,与赵普一样,赵光义则显然也是这场政治戏剧的总策划、总导演、总剧务之一。而且,他所发挥的作用很显然比他的哥哥赵匡胤还要大。
    可是,反方的看法却截然相反,认为陈桥兵变,当时赵光义根本就不在现场,所谓的“叩马而谏”等纯粹是子虚乌有,凭空杜撰。
    据学者考证,今已亡轶的《太祖实录》有新旧两本,旧本《实录》没有这一情节,而在新本《实录》中,赵光义不仅“叩马进谏”,而且还是陈桥兵变的主要策划者与发动者,以此表明,作为宋帝国的草创者或“元勋”,赵光义继承太祖的皇位乃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事情。
    然而,据生于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卒于高宗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的宋人邵伯温在其《闻见录》里引证王禹偁的《建隆遗事》说,赵光义压根儿就没有参与陈桥兵变,他甚至都没有随大军一起“出征”,当陈桥驿兵变发生的时候,赵光义当时还呆在开封城里陪他的母亲杜氏,一家人正聚在一起“欢欢喜喜过新年”呐!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王禹偁曾于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任翰林学士,后以谤讪朝廷的罪名,以工部郎中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县),次年改知扬州。他曾参与撰修《太祖实录》,因直书史事,引起宰相的不满,又遭谗谤,于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再次被贬出京城。所以,若是根据直觉判断,敢于直书史事具有“硬骨头精神”的王禹偁在其《建隆遗事》中所言应该说比较真实可信。
    对于这些内幕,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宋人不好明说,但是元人敢说。《宋史》是元代修的,所以元人袁桷在《清容居士集·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一文里说:实录中“太宗叩马”的那一段话,“后录增入,显是迎合”。袁桷是元代一位著名学者,文章和书法俱佳,年轻时就因“能文”被荐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后来又长期担任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又迁侍讲学士,参与纂修累朝学录。所以,从他的履历看,应该说,袁桷是一位宋史研究的专家。在袁桷看来,宋代许多御用史官在记事中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只不过是为了拍太宗皇帝的“马屁”而已。

(责任编辑: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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