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西方教会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学校已经淡出历史，然而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依然活跃在今天，有的人甚至开创了一段历史。

消逝的教会学校
　　“古城古校慕贞，悠悠天地共含芬”，在中国家庭送女儿接受学校教育需要极大勇气的１８７２年，京都慕贞女子书院，在中国开创了现代女子教育的先河。
　　尽管现存档案中，同治年间慕贞女中（现北京１２５中学）第一届三位女学生身着大镶大滚的旗装华服，但是在今天慕贞老校友的记忆中，她们风华正茂之时，只能穿两种颜色的长袍，穿薄装的月份是浅蓝色，穿厚衣的季节是深蓝色。然而这种规定掩不住这些教会学校女孩子们热情、活泼、爱美的天性。
　　在年高八旬的张又平女士提供的１９４４年春游照片中，我们能够看到，年龄不等的高一女生，都身着当年时尚漂亮的旗袍，各色花样的鞋子，有的还加了件坎肩儿，有的拿着花草帽，“这样漂亮的衣服在学校期间是不允许穿的。”
　　学校聘有两位家政课教师，一位教授饮食烹饪，另一位教授女工，学生不仅要掌握刺绣、十字绣、挑花、抽丝，还能独立裁剪和缝纫大褂。慕贞家政课的受益者，至今还在以这些技能消遣。
乱世真情
　　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时，北平贝满女中学生谢婉莹才１５岁，这位后来的著名作家，参加了反袁反“二十一条”的斗争。她上学时期的学生会主席李德全、日后的冯玉祥夫人率女学生抗议游行，她的讲演掷地有声：“别轻看我们中国人！我们四万万人一人一口唾沫，都会把日本兵淹死！”
　　美国人掌管教会学校期间，慕贞女中每周五节英语。到了日本人占领时期，外语课变成每周五节日语，两节英语。此间，慕贞校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及格风潮。学生们以不学日语进行反抗。在日本教官翻译洪达授课的班上，只有６名学生日语及格。
　　洪达，本名赵彦。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日语翻译官的真实身份。直到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２日，慕贞校友在解放后的第一次聚会上，七十多岁的洪达和他年近七十的学生再次坐在当年的教室里，才有人说出他早年是地下党员。
　　慕贞女中校长郑乃清有位堂弟在冀中当八路军，因此他了解冀中抗日军民缺医少药的情况。郑乃清一生中唯一的“从商”经历，是通过在北京东四大街设立一家名号“三合化学试剂公司”的商号，向堂弟所在部队输送医疗用品。但是不幸的事件还是发生了。堂弟郑乃武被日本人枪杀并扔进了滦河；三合公司“送货”的职员左兴在唐山被捕，投进监狱；他本人进了北大红楼日本宪兵司令部。
    在洪达的多方努力下，郑乃清被放了出来，但是右耳也从此永远失聪——这是日本人一个耳光的结果。出来后的郑乃清，买通了汉奸，把受尽酷刑的左兴赎出来并送到远方好生将养。
　　从１９３１年郑乃清任慕贞女中校长至１９４９年卸任的１８年间，这所学校除郑乃清本人外，没有一名师生被国民党或日本人抓捕。
    上海麦伦中学：一段红色记忆
　　在校长沈体兰的带领下，上海麦伦中学这所教会学校成了民主革命的教育基地，麦伦的学生被培植成“为公道牺牲、为大众奋斗的勇士，成为有爱国精神和救国能力之公民”。
　　现年８９岁的陈明老人，在麦伦百年校庆会上说，“麦伦就像党在上海的一所学校一样”。一所教会学校成为这样一座地下堡垒，与当时的国内、国际政局都不无关系。但是如果没有沈体兰的管理，这个红色基地，是无法保全自己的——它仅仅在北京，至今还有２００多人的校友会；他的毕业生中还有空军司令刘亚楼的英文译员、最高人民监察长张鼎丞的秘书。
　　蒋介石政权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这一卖国条约后的１９３５年，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在北平中共地下党领导下，联合全国学生，策动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陈明拿到高中毕业证后决定到延安去。
　　１９３６年冬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陈明奔赴延安后，张则孙接手了陈明留下的夜校授课和其他兄弟学校的联络工作。后来张也去了延安，解放后任中国日报英文版副总编。
校长风骨
　　慕贞女中，这所华北地区第一所女校，最初叫慕贞女学堂。创办于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在慕贞女学堂诞生前后，北京、上海等地，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办了数所男女分校的教会中学，北京有育英、贝满、汇文，上海有中西女塾、清心中学、麦伦中学、徐汇公学等。
　　从校史资料和采访中能够看到：连年战火中，学校维持步履维艰。反饥饿反内战时期，慕贞校长郑乃清曾跟他的学生、金庸的堂妹查良敏说：跟你们家说说，卖给学生的盐便宜点——毕业６０年后，查良敏还拿这件事和郑乃清的女儿开玩笑。麦伦中学的资料显示，国民党统治瓦解的前两年，雪里蕻咸菜１２万元一斤，大米６７００万元一担。为了维持老师最起码的生活水平，学校被迫增收１００元左右的“尊师金”。历来声称不问政治的郑乃清，在遵循普通文化和科学救国初衷、让学生多读书的办学原则下，时常遭遇意想不到的颠簸。
　　同样是大学教授出身的贝满女中校长管叶羽，是北平教会学生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他同样声称自己不问政治，但他的行动说明了一切。１９２４年，毕业１０年的校友李德全，因当局的迫害求助于管叶羽，管叶羽毅然留她在校内避难半个月，自己却被关了进去。
　　不同于郑乃清、管叶羽，沈体兰应付国民党当局更有手段。学校的组织核心，是一些具有革命、民主意识的人士，或者干脆就是他延聘的中共地下党员。而他邀请的讲座嘉宾中，更有章乃器、李公朴、田汉、沈钧儒、陶行知、陈望道等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１９３７年由上海知识界、工商界和宗教界上层人士发起的“星二聚餐会”中，沈体兰邀请国际友人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和埃德加·斯诺来演讲，关于红军的各种猜测和谣传，在斯诺讲述的真相面前全部瓦解。《西行漫记》中文版得以面世，也赖沈体兰与文化界进步人士筹组的“复社”、组织翻译力量并筹集资金。
　　由于这些活动，沈体兰遭到日本人的迫害，不得不到成都燕京大学任秘书长。１９４４年夏，沈体兰由女外交家、乔冠华夫人龚澎引见，冒险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会晤周恩来，周恩来说：“沈先生，大学校长中你是第一个来看我的人，我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