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远今年已过耳顺之年，是江苏苏北人，如果不问籍贯，窄一看上去，王中远的脸型更像是一个蒙古人。王中远是１９６６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的是蒙语专业。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三年后他派往一个偏远的国家大使馆工作，在外交生涯中，碰到了震撼中国大地的“９·１３”事件，并成了这一事件的重要见证人。
    情况紧急?熏我们启用了封停两年之久的中蒙之间专设的长途专线电话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４日，和往常一样，使馆是八点上班，刚吃过早饭，还未上班就收到蒙古外交部打来的紧急电话，称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要紧急约见许大使，说有一架中方的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机上的９人死亡。刚到任２０多天的许文益大使，具有丰富的外交斗争经验。８点３０分，许大使去外交部，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通知称，１３日凌晨２时左右，在蒙古肯特省（省会为温都尔汗）贝尔赫矿区以南１０公里处，有中国一架军用喷气飞机失事，乘员９人已全部遇难，并就中方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方作出正式解释，许大使拒绝了蒙方的抗议。当时使馆与国内联系非常困难，当时使馆没有专设电台，拍发电报要到蒙古邮电局，线路年久失修，时好时坏，加上蒙古人办事效率低，特急电报发到北京有时要几个小时。不像现在通讯这么发达。那次发报是我去的，蒙古邮电局说，线路又出故障了，发电报要经过莫斯科转，什么时间能发到北京不知道。
　　后来经研究，许大使当机立断，决定启用封停了两年之久的中蒙之间专设的长途专线电话，先用蒙方的国际长途电话线路要北京外交部，请示北京同意后启用专线电话，在中午时才将消息传到北京。
    尸体最近的离机舱八九米?熏断胳膊断腿，林彪的脑袋摔出来了
　  得到蒙方的消息后，我们找出一张蒙古一百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找到了蒙古肯特省会温都尔汗，温都尔汗离中蒙边界至少有３００多公里。当时许大使指示：一、马上向国内报告，二、派二秘孙一先带我和沈庆沂先去现场察看，并立即通知蒙方。９月１４日中午，蒙古外交部通知，同意我方派三人到现场察看，并准备了专机，下午就可起飞。可是，由于通讯的原因，使馆还没有得到北京的指示。
    使馆是在９月１４日下午６点才收到国内的指示电报，指示许大使带随员亲自到现场处理。但失事飞机上所乘何人，飞机性质只字未提。这时已过了和蒙方约定的起飞时间。真正的起飞时间是９月１５日下午２点４５分。由许大使亲自带队，有孙一先、沈庆沂和我一行四人前去现场。这中间还有很多插曲，就不说了，只谈一件。关于失事飞机的事的处理，每一件都要请示国内，国内曾来电要求把尸体就地火化，蒙方提出，蒙古没有火葬的习惯，而且那个地方也没有条件火葬，建议按蒙古习惯土葬。
　　我们乘的是伊尔１４飞机，蒙古派了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亚洲司专员古尔斯德和蒙古边防内务军的桑加上校，此外还有记者、摄影师、医生、法律专家约十七八人，同乘一机飞往温都尔汗。下飞机后，天还没黑。
    从机场到现场，蒙方介绍说有７０公里。分乘两辆苏式嘎斯６９和一辆大轿车出发。我们乘车沿克鲁伦河岸走了一个多小时，走过平坦的草原，转向东北，进入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再走一个多小时，才到了飞机失事现场。现场是一块不太规则的长方形丘陵河盆地，四周是小的丘陵，深秋的蒙古草原草很茂盛。小小的盆地十分平坦，南北长约３０００米，东西宽约８００米。蒙方译员告诉我，这个地方叫苏布拉嘎盆地，属肯特省依特尔默格县管辖，距省会温都尔汗约７０公里，距贝尔赫莹石矿约１０公里。在盆地中央，由北向南长约８００多米，宽约３００多米草地，全部烧黑了。四处散落着飞机残骸，机舱部分爆炸摊在那里，尸体蒙方没动，最近的离飞机舱八九米，排开去，一共有一二十米吧，都是机舱爆炸迸出来的，人基本上是断胳膊断腿。有些尸体发红，林彪的脑袋摔出来了，头发让火烧黑了，脑浆也出来了。当时的的确良军装很容易着火，衣服都烧没了，基本上是裸体的，手脚冲天、趴着、仰着的都有。蒙方用白布都盖上了，我们揭开了进行拍照。９个人里面８个男的、１个女的，是叶群。叶群是烧得最轻的，除头发烧光外，身上还是比较白净。看样子当时飞机一爆炸，还没有马上死掉，手脚的姿态还有挣扎的痕迹。现场北端有飞机机翼在地上划的一道沟，很深，约有１０－２０厘米深，２０多米长。据蒙方飞行专家介绍是飞机在机翼擦地时刮的，当时飞机试图迫降，选择的地点应该是不错的。如果是飞机肚子着地就迫降成功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飞机失去平衡，机翅膀先着地，飞机往前冲，又起来了，往前２００米左右，爆炸了，机身部位爆炸，机尾部分甩出去了，实际上是两大摊，机身爆炸一摊，机尾部分一摊。散落了很多东西，也有些枪支，冲锋枪、手枪、子弹，皮质文件包是空的。当天就看了看，拍了些照片。蒙方也派兵把现场警戒起来了。
    看完现场之后，就回酒店，连夜谈判。蒙方要搞一个会谈纪要，他要我们认可是中方的军用飞机，侵入蒙方领空，以不明原因坠毁。我们当然不能承认，因为飞机上有中国民航的字样，所以我们说是民航飞机，不是军用飞机；第二点，我们并不是侵入。谈判的其他内容都很容易，双方斗争的焦点就是以上两点。
　　谈判非常艰难，我们整整谈了一夜，我和沈做翻译，写记录。蒙方事先准备了一个稿子，斗争的焦点是我们不承认是军用飞机，不承认侵入。蒙方的理由是，有军人，有枪支，是军用飞机。当天夜里谈判没有结果，没有谈完。
    我们找了个木头牌子写了几个字，什么遇难者之类……
    第二天一早又去现场，重新看，重新拍照，又谈了关于选址埋葬的问题。飞机失事在盆地中间的最低点，我们在山坡上朝东方向，选了一个地方，连夜挖掘，长１５米，宽３米的一个大坑。现场尸体旁都放着棺材，白茬的，薄薄的，非常简单。我们现场重新检查后，将尸体装殓，都僵硬了，没办法，手腿再掰过来，装进去。都是蒙古兵干的。我们在现场谈判。按我们编的顺序，林彪是５号，一个完整的大坑，９个人并排放进去，把红布黑布盖上。完了之后，我们四人象征性地一人铲了一锹土，蒙方士兵堆了个坟头，还是我建议搞个标志，把飞机残骸螺旋桨进气口环架过去，放在坟上，蒙方士兵用汽车把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都拉来放到坟顶，一眼望去不锈钢品的环和中间尖的分流锥也是满像样的。然后找了个木头牌子写了几个字，什么遇难者之类的。当时我们几个还默哀了一下，不管怎么样，也是中国同胞。这个仪式搞完的时候是１６日中午，然后回酒店。
　　许大使一直在，他是领导，主谈。谈判的情况孙一先的《在大漠那边》一书中写的很清楚。我们一个尸体一个尸体检查，其中有一个人仰面躺着，衣服都烧光了，我看着他底下还有没烧完的衣服，就扯了扯，扯出一个语录本，内有一些军人照片的底片和空军大院出入证，编号０００２，没有贴照片，上面写着林立果，男，２４岁，干部。
    ９月３０日，在使馆国庆招待会上，蒙古国防部外事处长私下“咬着耳朵”问我：“林彪还活着吗？”我按照国内指示答复：“一切照旧。”
　　我们一回到温都尔汗就又开始谈判，双方态度越来越激烈。９月１６日下午，处理完现场事宜之后，回到温都尔汗，连夜谈判一直到１７日。１７日下午，我们确实感觉不能再呆了，我们提出要回去，他们请示以后也同意了，晚上６时起飞，回乌兰巴托。到乌兰巴托以后，马上给国内报告，因为当时谈判实际谈了两天两夜，谈话记录也很长，都是原话对口记录，我又准备了现场草图，东西南北走向，怎么走法，机身在哪里爆炸，尸体的位置摆法，当时不知人员身份，我就用红笔画出来，写上中国遇难烈士，一号、二号……。材料准备好后，由孙一先回国向总理直接汇报，孙一先９月２１日下午回到北京，当夜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到次日凌晨３点多钟。当时与孙一先一道回国的还有一名翻译，回国休假，对事件一点都不了解。汇报时总理当场问老孙，回来几个，答两个，那个没去现场，他是回来休假。总理就问那个哪去了，符浩（当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后任过外交部副部长）说他已经回家了，他不了解情况。总理很严肃地说：“谁让他回家的？”并批评符浩：“你当过兵吗？你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符浩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派人把那名翻译找回来，安排在外交部招待所“关”了起来。当时老孙不知道是什么事，汇报时也不知道，一直到传达文件。
    我们回到乌兰巴托后，开始准备国庆了，因为许大使刚到，每年国庆的酒会也很忙。９月２９日下午５时，蒙方电台播发了一条简短消息，还是按照他们的观点，说中国“军用飞机”“侵入领空”。９月３０日，在使馆国庆招待会上，蒙古国防部外事处长私下“咬着耳朵”问我：“林彪还活着吗？”我按照国内指示答复：“一切照旧。”这说明蒙方已从国际各方面的传闻中似已猜想到失事飞机的死者里有林彪。
    实际上国内在国庆前后就开始传达了。当时１９７１年《人民画报》的第七期或是第八期，封面登了林彪头像，１０月份通知要收回。后来，文件也来了，我赶紧到保密室去看照片，当时拍了很多，对照一下，叶群的特别像，她烧得很轻，摔得也很轻。林彪的脑袋摔了半个，脸型还是比较像。
    经过这么多年，参与处理这些事的人，回国后还有人找，很多人感兴趣。那时最大的谜，它究竟是怎么样掉下来的。飞机上一共是１２吨油。本来第二天要飞往广州，还没来得及加油，看样他要往苏联飞。社会上有各种传闻，这是其一，但这架飞机至少是在几千米的高空飞行，如果是高空几千米被打中，残骸至少要散落在方圆几十公里，而飞机实际上是在地面爆炸的。尸体聚集在一起，基本比较完整，如果是高空几千米打中爆炸，那尸体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了。当时有人提出来机身有个洞，有人怀疑是不是打下来的，实际上应是飞机爆炸里面的东西向外冲出来的，洞口是外翻的，所以肯定不是被导弹打下来的。老孙回国汇报后，又汇总国内有关专家研究，结论是“自行坠毁”。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