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字文长，别号青藤道士、天池生等等。他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是一个艺术天才，一个怪杰；又是一个疯子，是中国的梵高！
◆成长于艰难困苦中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徐渭诞生在一个从贵州病退回绍兴老家的小官员家中。因为父亲的继室苗夫人没有生育能力，前面又有两个大哥哥同苗夫人心理上有隔阂。苗夫人要争口气，便将自己从贵州娘家带来的贴身丫头说给老爷做了妾，这才生下徐渭。徐渭叫苗夫人为“母亲”,叫生母作“姨”.当徐渭来到人世100天时，他的父亲却不幸撒手人寰。操持家务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苗夫人的身上。苗夫人对徐渭寄托着最大的希望，给予了强烈的爱意，但这种爱又带着十分的病态。
徐渭虽然出生“低卑”,却聪明早慧。他6岁入私学，读书过目不忘；8岁学作八股文，一天能写出几篇小文章，被老师称赞为神童。10岁那年，因父亲死前分留给他的4名奴仆跑掉了，二哥便带着他去山阴县衙告状。县令刘昺见徐渭在公堂之上大模大样，对答如流，又得知他就是绍兴城出名的神童，顺便问道：“小孩童今年几岁了？现在学什么？”当徐渭回答说学做举业文字已两年，刘县令便想当场考一考他，要徐渭以《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题，立即在堂下做文出来，自己则拿起纸状，一边阅览审理。哪知才看了不到20页，徐渭的时文已写就，呈了上来。刘昺对徐文的用语措词非常喜欢，又看到其中的两股文论十分精辟，还对仗工整，不禁提笔批写出许多赞语。临别，刘县令送了上好的纸笔，作为对徐渭的嘉勉。后当徐渭写出《雪词》赋，而轰动绍兴城时，他才年满13岁。
也就在这一年，徐渭的大哥在外经商失败亏了老本，还欠下许多债务，无钱寄回家中。苗夫人只得靠四处借债以维持全家生活，不久后因生计无法维持，便狠心卖奴，最后连徐渭的生母也给卖了。
在徐渭成长的过程中，伴随着非同寻常的困苦。身边亲人的先后离去，让他形同一管孤竹，凄凉地苦撑于大地。15岁，“母亲”苗夫人病故；20岁，二哥徐潞死在贵州异乡；25岁，大哥徐淮病死；26岁，妻子潘氏染上肺痨病死，留下不满2岁的长子徐枚。而因大哥的病故，当地豪绅毛氏以徐淮欠下巨额债款之名，强行霸占了他绍兴老家的祖屋。
徐渭17岁参加“童子试”科考不中，一直考到41岁，前后共计参加了7次科考，只有两次进入复试，但均以败北而终。
公元1543年，徐渭在乡试中失败后，愤而暂休应举学业，全身心地投入到与绍兴文人谈经论道的交游之中。这其中有他的表兄弟、诗人萧勉，族姊夫、官员兼诗人沈炼，他的老师、哲学家钱楩，书法家兼诗人杨珂，对他后来从事绘画产生重要影响的画家陈鹤，官员兼诗人柳文，进士兼诗人诸大绶等。这些文人们经常聚会于绍兴城的私人府邸，或是酒楼画舫。要么高谈阔论于时事，要么摇头晃脑而联诗；或者纵笔疾书，泼墨丹青。从而掀起了绍兴城里的文化风潮，一时被人们誉称为“越中十子”.
绍兴离哲学家兼教育家王守仁的家乡不远，所以阳明之学也风行于浙东一带。徐渭的表兄王畿和族姊夫沈炼均为王学的忠实信徒。受他们的影响，徐渭也师从王畿和季本先生认真学习过一段时间的阳明心学，正是这一经历，深深地影响了徐渭一生的立身行事。
过后的几年中，徐渭曾到杭州拜会过别号“青门山人”的知名画师沈仕老先生，并向他请教画技。徐渭自己也开始摸索泼墨大写意的花卉画法，虽然算不上成熟，但已表现出惊人的创意，一反当时“形肖而无神”的世俗传统。可以说，那时的徐渭，已具备成长为一名大艺术家的相关条件，只需他努力并坚持不懈。可是徐渭并没有这么看，他给出的自画像却是：“九流渭也落何流？戴发星星一比丘。”他把自己比喻成一个属于九流的留着头发的和尚。
◆自由出入总督府的怪客
徐渭一生，是没有正式进入仕途的。唯一的一次是他37岁之后，受邀到胡宗宪的总督府里做书记员（秘书），但并没有授予任何官职，属于总督“雇养”的门客之一。胡宗宪是一个投笔从戎，能打仗、善权谋的将军，更是位挥霍无度、好坏兼备的两面人。他疯狂巴结赵文华、严嵩等朝中权臣，以他们作靠山，成了严嵩势力圈里窃权罔利的帮凶；但他又能够用妙计诱杀勾结倭匪作乱的海上大寇王直、徐海等，给歹人以沉重的打击。
胡宗宪手下缺少写文章的高手，听说徐渭先生甚是了得，便诚聘他来自己幕府里担任书记（秘书）。当时胡宗宪位高权重，整个幕府上下显得十分威严，而胡总督又对其下属管束得极为严厉。那些将吏们参见他时都要跪着讲话，匍匐前行，不敢抬头。但是徐渭却经常身穿麻布长衫，头戴黑头巾，昂首阔步地出入总督府，并毫无顾忌地与胡宗宪纵论天下大事。徐渭的这种风格，反而使胡宗宪大为欣赏，感觉这才是名人高士能够表现出的举止。徐渭也确实出过一些打击倭寇的好主意，可见他并非纸上谈兵的书生。
有时候幕府里有急件需要徐渭操刀办理，却又上下找不着他，于是派人上街到各处寻觅，结果见徐渭正在酒肆里同几名当地的年青人酣酒狂饮，已经喝得老高了，哪还能办什么事！胡总督听说后，以“名士当如斯”而一笑了之。萧山大捷那次，胡宗宪令取倭寇贼心下酒，又对着20多颗匪首的头颅每个面前喝一大杯，左右人等皆惊恐失色，唯徐渭笑谈自若，把酒助兴。
明嘉靖四十一年，严嵩被削职为民，其子严世蕃因贪赃枉法遭收监、抄家、被诛。胡宗宪也以严嵩死党遭捕入狱，虽嘉靖帝念他剿倭有功将他释放看管，但后又受牵连而死于狱中。此时的徐渭经受着各种巨大的压力。胡宗宪寄给严嵩父子的许多肉麻信件，大多出自他之手。自胡宗宪倒台后，其幕府随之解散，徐渭从此失去了靠山和经济来源，还要面对周围人们的白眼、嘲讽，以及对他操刀捉笔为胡宗宪谄媚严嵩父子的猜疑和议论。徐渭画出了一些造诣相当高的泼墨花卉作品，想换点生活费，但是没有人愿意找他购买。他在当时画的《雪竹图》里，以风雪中挺立的竹枝，象征性地表露了自己在人世中所历经的各种凄风苦雨，并题诗道：“独有一般差似我，积雪千丈恨难消。”
后来有胡宗宪幕府的人士被收监治罪，徐渭在恐惧大祸随时将临、性命朝不保夕的重压下彻底崩溃了。他想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不用别人动手，免得遭受许多意想不到的屈辱。于是他写好了《自撰墓志铭》，算是对自己身后的交待。他的精神越来越恍惚，开始拿起斧子猛击自己头部，使头骨破裂，血流满面；后又拔下墙上的铁钉直撞入耳中，还将自己的肾囊砸碎……
徐渭采取的自杀方式，实在是古怪而又残忍。这只能由两种情况作出判断，一是当时徐渭还没有意识到以沉湖了断的方法更简单，二是徐渭确实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当这精神病发展到使他穷凶极恶时，他便由自残转向了伤人，竟然怀疑到继任妻子张氏有外遇而将她失手打死，自己也就付出了打入死牢待斩的代价。
◆大狱里蜕化成的精灵
徐渭从此开始了另外一种新的生活。从他成为死囚起，到经过亲朋好友的奔走营救改为终生监禁并解除戴了4年的枷锁，最后在万历元年（1573年）的大赦中重获自由为止，前后计7年的牢狱生涯，其间所经受的苦难是难以想象的。进到死牢后，徐渭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下场：不是因病饿而死在狱中，就是等着砍头。
将身来在此间，他似乎有了彻悟人世与生死的感觉。人命本来就细如游丝，还朝不保夕，至于那些权势富贵也不过是烟云瞬间罢了！他虽然也曾醉心于禅道，但却收止于佛家寄托来世的平安幸福论。徐渭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代表魏晋风骨的名士嵇康。其临当就命，索琴而弹，以一曲《广陵散》使身虽亡而清音永存，那是何等卓越的人格！于是，戴着枷锁的徐渭思索着立于不朽的追求。
因大哥徐淮是在修道中服食丹药而亡的，徐渭便决心要以自己这么些年来对道家学术的钻研体会，以及修炼内丹术的切身经验，来给被称为“丹经之王”的《周易参同契》重新作注，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由于手脚不方便，他就一边打腹稿，一边认真修炼内丹。所谓内丹又叫“还丹”,是说把身体当炉用，把体内的所谓“元精”和“元神”引为药，再以“元气”在“炉”里烹炼后聚合结成内丹，此大可强身健体，并延年益寿。从徐渭自残竟不死，后来又曾有十多年不食五谷而以蔬菜喝水养命，却照样体格健硕来看，内丹是有奇效妙用的。
在徐渭改死刑为终生监禁，同时解除了身上的和“心上的”沉重枷锁后，他的心情豁然开朗了许多。对《周易参同契》的注释不到半月即完成了，紧接着又开始练习书法。一天午后，狱卒到徐渭的监仓外巡视，看见他赤身弓背伏在地上，拿着一枝笔全神贯注地在比划，动作异常古怪。狱卒在惊诧中感到将会有大事发生，就目不转睛地盯住他。只见徐渭的全身随着笔意运动，时而舒缓时而紧张，屏息片刻后又突然狂叫一声，做出如野马狂奔的姿态，背上的肌肉起伏颤抖，汗似雨下。狱卒认定这是徐渭的精神病又发作了，赶紧上前打开牢门将他拉了起来。当一幅完美的狂草书法作品惊现于两人脚下时，徐渭便得意忘形地怪声狂笑起来！
徐渭崇尚书法的骨力和雄放气势，精于对笔墨技法的掌握控制。袁宏道在《徐文长传》里对他的书法称是“确如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形象而中肯地道出徐渭不拘常规、放纵恣意的狂放风格。更为可贵的是，徐渭体悟出以书入画的妙境来了，认准中国画是书写出来的。徐渭对书法艺术的体会在于，一是书写中运笔的重要性；二是论书法首在神韵，骨力是其根基；三是强调书法的风格贵在天成，书法也同绘画一样高妙于其中的写意性。
◆与权贵和世俗传统分道扬镳
公元1572年的除夕，是徐渭在同乡好友张天复父子等人的全力营救下假释出狱的好日子。不过，怪人有怪的章法，当张天复和吴景长来接徐渭出去时，他却反而是一脸的不高兴。主要的理由是他的内丹已经修炼得很好了，这出了狱以后丹气将泄，此万万不可！
劫后重生的徐渭，心境改造得比过去平和了许多。他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租了一间不大不小的房子，自命名为“梅花馆”,并风趣地题联道：“无求不着看人面，有酒可以留客谈。”许多过去的文友和一些慕名拜师的青年人来到了“梅花馆”,徐渭整天与他们一起论诗作画，欣赏戏文，切磋技艺。他在赠送给朋友的一副对联里写道：“世间无一事不可求，无一事不可舍，闲打混也是快乐；人情有万样当如此，有万样当如彼，要称心便难洒脱。”
值得肯定的是，那种自尊自重的做人骨气，也是徐渭平生难以舍弃的。相反越老越穷，他倒越是傲骨铮铮。张天复的儿子张元忭为营救徐渭出狱，在京城上面也出了不少力，算是徐渭的救命恩人。此时张元忭任职于翰林院编修，写信请徐渭到京城家里来，帮忙处理一些文字上的事务。徐渭也拖着病体来到北京，但他并不是住在张元忭的家中，而是靠近租房住下。有事儿就往张家去，没事儿则留在屋子里绘画写字，为的是想保持自己“平民”身份的尊严和自由。
久而久之，身为“京官”的张元忭感到，徐渭大叔言语行为上对自己不够尊重，也不跟门卫打招呼就随意出入张府，还经常酗酒后“上班”,便提醒徐渭要注意遵循一点“礼法”.徐渭一听这视同训斥的话，感觉太伤自尊心了，昂头朝张元忭大喝道：“我徐渭用不着别人拿什么礼法限制，只求活得舒心自在。你父子俩对我有恩，这没错。可不能因这事儿逼我做你的家奴。当初我杀了人，按《大明律》当斩，此不过一刀之痛；可如今按你的‘张律令',反而要将我凌迟处死不成？”
徐渭发完这一番火，摔门径直离去。没过两天，以致旧病复发，饭也咽不下了。他的眼前时常幻现出大黄蛇、绿蜘蛛等怪异现象，并也自认为是真实的，还特意详尽地记叙在书里。大儿子徐枚赶紧将他接回绍兴老家，是年徐渭62岁。
为了生计，徐渭手不停笔地绘画写字以出卖。但晚年的他变得特别厌恶权贵与富商。一些精品之作，富贵之人根本求之不得，反而平民百姓可用鱼虾酒菜等换取。徐渭曾也风趣地自嘲是“数点梅花换米翁”.时人对此有过生动地描述，是讲徐渭所卖出的书画作品够饭钱即可，而不再多收。他对富贵之人的吃请一概不去，而当平民百姓的朋友或邻居邀饮酒，则是不醉不归的。
有时徐渭还不请自到平民家中，如鸥鸟睡在茶几上，小猪仔般吃东西，若大声直呼其名，他便酒喝得更加痛快，显得格外天真洒脱。遇到徐渭高兴时，即便是调皮小孩或穷歌女，也无论是屠夫或菜贩子，若带上一盆猪血牛杂，或者一提田螺虾蟹，到他家里去敲门做饭，然后对他叫拍要挟，则可要诗得诗，要文得文，要字得字。从上可以了解到晚年徐渭可爱的平民性格，及其给人狂怪刚直的印象。
据陶望龄等人记载说，当时有许多本地的达官贵人想拜见一下徐渭竟然不能。一次，有位慕名远来的县官乘虚而入，推门欲进，被徐渭挡在门边上并大叫道：“徐某不在！”其实，以徐渭的才华与名气，只须稍微应酬一下官场里的那些仰慕者，便可得到许多好处和关照，不至于潦倒成要挨饿受冻，还将自己收藏多年的古董一一拿出来变卖糊口。但是，如此这般就不是徐渭了，也就没有泼墨大写意画派立于世界艺术之林了。
正是因为他有了这些人世的坎坷磨难，沉淀在他心中而不可灭失的傲岸之气，这种英雄失路、但又托足天门的极度的悲痛，才促使他的画风忽然上升到一个相当高的层次，而显得格外地不同凡响。此种并非“描典摹古”、矫揉造作的画风，深深影响了其后数百年间的写意派画家。诸如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等，无不从他那前无古人的画风中，汲取艺术养料。
徐渭的晚年，是精品叠出的收获季节。这其中有《墨花图卷》、《蔷薇芭蕉梅花图》、《花卉杂画卷》、《泼墨十二段卷》等等。他的晚年画作，酣笔放纵，尽情地发挥着写意技法，彰显出水墨淋漓的审美效果。画坛后辈称他的画是减笔大写意，即是对他精炼笔法的客观评价。徐渭将泼墨画技取名为“涂抹”,以大笔蘸水墨直接画出，再补以一些线条飘逸的双勾，使整个画面有着雄浑的气势又不乏神韵。他对于墨与水的控制和利用，已经达到了前无古人、后开新风的地步。他耗尽毕生精力自创出了“蘸墨法”、“积墨法”、“破墨法”、“接墨法”等，为中国画艺术的发展创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徐渭的晚年画作，无不表现着他的叛逆性格和超凡脱俗的情怀。如他把芭蕉和梅花画在一起，以蕉青梅白抒发心怀。他并题诗道：
芭蕉雪中尽，那得配梅花？
吾取青和白，霜毫染素麻。
如他以逸笔疏泻而出的墨兰，是他清雅情致的绽放，并题诗曰：
兰亭旧种越王兰，碧浪红消天下传。
近日野香成秉束，一蓝不值五文钱。
徐渭还在他的《松声琴韵图》里，故意将那超然高士手里弹奏的七弦琴画成倒置的，绝妙地寓意出他的反叛精神！
因为旧病经常复发，以及贫困，又厌恶世上富贵之流的虚伪庸俗，徐渭索性闭门不出了。他想要彻底告别世俗传统，走上“离经叛道”之路。他自称为“道人”,要修炼内丹，“闭关辟谷”,只吃青菜与喝水。这一炼就是10年，只有笔墨纸砚和清水陪伴着他。
历史的使命在他坚忍不拔的追求下得到了完成，阎王爷差遣的小鬼如约而至。对于已经73岁的徐渭似有预感，他颤颤巍巍地从床上爬起，用最后一点墨汁写下相当于自画像的对联：
乐难顿断，得乐时零碎乐些。
苦无尽头，到苦处休言苦极。
徐渭临死，伴有一张小破床，上面铺着薄薄的稻草，除此以外则是他传说属于得道高僧才具有的金黄色的躯体。西方人认为，天才最大的不幸，莫过于生错了时代。但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倒是这样看的：
“古今文人所经历的牢骚困苦，还未有像先生这样的。……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之下，当自有定论，有什么理由说他生错了时代呢？”
“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这是徐渭的自嘲。既然是住在“东倒西歪屋”里，就不可能按照专制时代的要求而同曲同调；既然成“南腔北调”之人，当不能为世俗所容，便注定了他怪狂一生、落魄而死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