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吃茶的格局，和如今是完全两回事情。早春二月，福建建安的茶树刚刚长出嫩芽，就被采摘下来，经过蒸青、榨膏，用茶臼子研成云母一般的细细的白色粉末，方可进行点茶。点茶，要用汤瓶中的沸水先加一点调成膏，再冲水，用竹茶筅击拂，待茶碗中出现浮云般的一层白沫，方可以饮用。茶盏最好是黑色兔毫建盏，因为唯有黑色茶盏能衬托出茶沫的雪白。中国美学到了宋朝方才真正到达高峰，即一种文人士大夫的极简主义审美，对“雅”的极致追求。茶天然具有的某种自然之风雅，令上至天子下到平民都对此物趋之若鹜。当然，古代大众的这种慕雅行为与今天并没有本质不同，大众当然都可以附庸一下风雅，借以刷刷存在感的，没有人附庸，哪里来的风雅呢？好比今天我们参加所谓茶会，穿上汉服拍照，再发发朋友圈，配上点鸡汤文，不妨事的，真是那块料，自然慢慢会体会到茶的乐趣；然而对于有的人来说，这种“雅”本来就是他生活的常态而已。

    1081年大年初二，被贬谪到黄州的苏东坡给他的好基友、“河东狮吼”典故的当事人陈季常写了这样一封信：

    轼启。新岁未获展庆，祝颂无穷，稍晴，起居何如？数日起造必有涯，何日果可入城。昨日得公择书，过上元乃行，计月末间到此，公亦以此时来，如何？窃计上元起造，尚未毕工。轼亦自不出，无缘奉陪夜游也。沙舫画笼，旦夕附陈隆船去次，今先附扶劣膏去。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试令依样造看，兼适有闽中人便。或令看过，因往彼买一副也。乞蹔付去人，专爱护便纳上。余寒更乞保重，冗中恕不谨，轼再拜。季常先生文阁下。正月二日。

    大意是，东坡看上了陈季常的茶臼子（建州是北宋御茶苑的核心地区），想让自己这边的铜匠依样子打一个，于是大年初二就巴巴儿地写信去借；但又说，如果有人去福建，还是要请人去买一副来的。

    这一年苏东坡四十四岁，刚刚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第二个年头。

    虽然顶着“千年第一大才子”的名头，可东坡如果在今天混圈子，也许大概可能当不了作协主席、书协主席之类的，原因“你懂的”;当网红更不可能，原因有二：第一，虽然他才是那个真的耿直boy,然而，网红界的耿直boy,哪一个不是有故事的女同学呢？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东坡的世界观与当下所谓“成功学”完全是反着来的；他的人生之旅基本是“人往低处走”,用小时代那种大势利眼的观点来看，他是个“大写的loser”.总之，用朝云对他的四个字评价：不合时宜。

    但是，东坡最高杰作，却大多是在往“低处走”的阶段创造出来的，比如诗文《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书法《寒食帖》、《洞庭春色赋》等。 大概东坡也从未将“成功”当回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古代读书人自有其安身立命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无论身在何处，他的性情并不会为之改变，不会有任何造作，就像我们看到的这通尺牍。

    以东坡之名留下的墨迹甚多，但多件颇有存疑之处。然而这通《新岁展庆帖》则一直被历代大家认为真迹无疑。它和写给陈季常的另一通《人来得书帖》被合为一帖，明代大家“董狐”董其昌在其后题跋曰：“东坡真迹，余所见无虑数十卷，皆宋人双勾廓填。坡书本浓，既经填墨，盖不免墨猪之论，唯此二帖（新岁、人来）则杜老所谓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也”. 董狐一向自视甚高，连赵孟頫都不放在眼里，这样的评价算是很高了。该帖历经项子京、安岐递藏，在北京故宫深藏不露。所幸的是，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最近的“故宫藏历代书画展”中，我们又能一睹此物真容了。

    在“宋四家”中，东坡书法并不完美，点画肥腴有“墨猪”之讥，结体宽扁有“蛤蟆”之讽。要论技法的多样，姿态的美丽，东坡恐怕比不上米元章。然而又有论者，即所谓苏轼天然、黄庭坚劲健、米芾纵逸、蔡襄蕴藉，东坡仿佛又胜出一筹了。“天然”二字，在中国美学甚至哲学体系里，地位不言而喻。东坡谈到自己的书法时也自信地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果真是一枚耿直boy.这种天然，更表现在真性情的流露。而仔细看处，却又笔笔有法。我们在《人来得书帖》中可以体会到。

    轼启：人来得书。不意伯诚遽至于此，爱愕不已。宏才令德，百未一报，而止于是耶。季常笃于兄弟，而于伯诚尤相知照。想闻之无复生意，若不上念门户付嘱之重，下思三子皆不成立，任情所至，不自知返，则朋友之忧盖未可量。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以就远业。轼蒙交照之厚，故吐不讳之言，必深察也。本欲便往面慰，又恐悲哀中反更挠乱，进退不惶，惟万万宽怀，毋忽鄙言也。不一一。轼再拜。

    “伯诚”为陈季常之长兄陈忱。显然是陈季常向东坡通报了兄长的死讯，东坡遂去信慰问。虽寥寥数语，却绝无废话，以他与陈季常的交情，彼此只言片语已足以传达深情，但外人看来似乎淡了些。然而这通尺牍就要结束的时候，东坡又附上两行小行书：

    知廿九日举挂，不能一哭其灵，愧负千万，千万。酒一担，告为一酹之。苦痛，苦痛。

    在克制的情感之下，是涌动的苦痛，真挚的共情，跃然纸上。而当我们看到东坡这件墨迹时，这种印象又会被放大数倍，笔墨之间那种情感的起伏，和我们观看王羲之《丧乱帖》、颜真卿《祭侄稿》的感受有颇多类似之处。

    讲到尺牍中东坡的真挚，竟让笔者想起台北故宫中的那件《归安丘园帖》了。东坡与章惇本为多年好友，在“乌台诗案”中，章惇虽为新党，还曾极力营救过东坡。但后来章惇与苏辙结怨，遂多方迫害苏轼兄弟，乃至有斩尽杀绝之意，但东坡从未流露出怨恨。然而风水轮流转，章惇失意时，同样一再被贬，他的儿子流落海南，还承蒙东坡照拂。在章惇被贬汝州时，东坡修书一封前往宽慰，称“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但是我深知你的性格怎会安于此？只是暂时的蛰伏，究竟还是要东山再起的。这封尺牍书法写得安静、淡然，字里行间流露的那种温雅、真挚，哪里像是写给一个仇人？想想我们当下的各种“互撕”,吃相好难看，这不是斯文扫地，而是从未有过斯文罢了。

    虽然这一回的展览借上了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的名头，可是预想中的《步辇图》、《韩熙载夜宴图》不知为何并未展出，在参展杰作中，尽管摹本王羲之《雨后帖》和杜牧《张好好诗》名头更响亮些，但东坡这件真迹尤其令笔者着迷，单单为了它，也值得混在如织的游人队伍中走一遭。

    其实北京故宫宝贝甚多，可迄今绝大多数所翻拍出版的字画，用的还是上个世纪“故宫摄影部”拍摄的旧片子，当年离日本二玄社的水准就差了十万八千里，再加上印刷马虎，结果要么像“烧煳了的卷子”,要么“像雾像雨又像风”,令人疑心摄影师连焦距都对不准。其实国内今天的微距摄影、调频网印刷水准、硬件设备早就不输二玄社，然而一些复制品却只热心于制造各种奢华版，动辄过万，并且每一种都要做成巨册，像个石狮子一样笨重，以便蹲在豪宅里充门面。上个月台北故宫前院长冯明珠被聘为北京故宫顾问，这其实是好事一桩，不必附会上其它的意义。北京故宫若像冯明珠研究员曾经做的那样，也出一套《故宫法书新编》，印刷几乎“下真迹一等”,却又价格亲民，随手便于翻阅，也是我等大众粉丝之福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