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文人中，袁枚是富得流油的一位，他的经济收入来源，很重要一条是润笔费。

    他名气大，文笔好，不少高官富翁都请他题跋作序、写墓志铭，常常一文千金，扬州一安姓巨富刻了一部书，竟以两千金的高价请袁枚题跋。

    中国人讲究立德、立言、立行，有点地位的人，对墓志铭特别看重，故润格也特别高。

    读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发现其中袁枚致汪大榀的几通手札，都谈到为汪大榀父亲写墓志铭之事，颇有意思。

    感到袁枚写墓志铭，果然名不虚传，有自己的性格特征。

    一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拿了人家的重酬，自然要拿出令主顾满意、也令自己满意的文字来。因而，他并不急躁，一次次让汪大榀提供、补充材料：“尊公在日，极爱仆之四六，拟撰此体，以质九原。

    但五十以后之踪迹，俱在诗中，可考而知，五十以前之阅历，及汪氏宗系，及原籍某所，俱须开示寄我，以便我管。”在另一信中又说：“墓志所以未敢寄上者，缘其中有不得不问之事，特差家人渡江，将应问数条开列于右，求即赐复。”

    二是尽量避免“浮辞”,尽量做到切合实际。

    汪大榀肯定提出要求请他“笔下留情”,对“爱游山水”、“做过幕僚”等几件事情掩饰一下。他很坦率地在信中说：“第鄙意史贵直笔，倘尽没其实而徒加以浮辞，则恐见讥于达者。境之顺逆，虽大圣贤所不讳也。既承雅谕谆谆，或稍参活笔可耳。”话说得婉转而客气，但态度是坚决的，以致汪大榀再次提出要求后，他依然不为所动，力陈己见：“前月使者来，命改尊公墓志，弟因患秋痢，以致报命稍迟，深为歉仄。今力疾握笔，将世系补叙其中，并将爱游武昌山水之故，如世台所嘱而委婉言之，唯就黄观察聘往一事，再四思之，万难掩却。

    古之韩昌黎、温侍御皆幕中人也，似亦无伤于高士，而况尊公诗集中如《呰窳庵》诸篇，皆自叙其在署中光景甚详，丝毫无讳，此时黄公尚存，握管者又何必反为之掩耳盗铃耶？”

    三是收润资也决不手软。

    汪大榀请他动笔前，肯定已经付了不菲的润资，袁枚在第一封信里也提到“蒙惠多珍”,并客气了一番：“一生至好，而区区墓志一篇，乃必以世俗金币相嬲耶？愧不能为尊公作功德施之佛庙，奈何！奈何！”“嬲”是纠缠、搅扰的意思，似乎袁枚本不愿收钱，是对方硬送上门来添搅扰、添麻烦似的。

    事实上如何呢？袁枚的一封信中露出了“马脚”:“汉玉二件存尊处，希得一总出脱为佳。倘有托售书画数种，容当续寄。”在为对方撰写墓志铭之际，托对方出售汉玉、出售书画，不管主观动机如何，难免会引发人们的种种联想。

    当然，收润资多少，于他人无涉，完全是当事人双方的事情。我感兴趣的倒是袁枚对落笔为文的态度，即使拿了别人的不菲钱财，也绝不按照对方的意思无原则地敷衍成文，而是有自己的原则立场，不改写的就不改写，不能掩饰的就不掩饰。这一点，很值得当今的书画评论家们学习借鉴。

    当今的书画家们请评论家撰写评论，有时也有付润的做法，这或许已成“惯例”,问题在于，有的“红包评论”很不靠谱，胡吹一通，令人诟病。其实，这样做，对评论者、被评论者的声誉都无好处。

    评论家应该有自己的“底线”.袁枚的成功之处，在于较好地把握了一个“度”.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