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再到研究性保护，对长城本体的保护工作正在加速升级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系统规划建设，有助于将不同地区不同文物和文化资源中蕴藏的长城故事，串成‘连环画’，帮助今人读懂古人的精神世界。”
记者自东向西，沿河西走廊一路行走，途经武威、张掖、敦煌等地，看到在文化遗产人人保护传承的过程中，更多长城与人、自然与人文互动的新场景得以构建，保护成果人人共享的愿景照进现实
“这么高，这么厚的一堵墙，六百年都不倒，到底是咋建的？”这是51岁的长城保护员赵俊善经常琢磨的问题。
他的视线停留在一座孤然矗立在荒漠里的敌台——杜家墩上，位于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境内，是古时修筑于长城城墙之上用作重点防御用的楼台。
甘肃是“长城大省”，境内现存长城共3654千米，占全国长城总长度的约五分之一。战国秦和汉、明三代长城的西端起点，均坐落于此。跨黄河，踞高原，翻雪域，越沙漠，长城依山随势，起伏连绵，蜿蜒于陇原大地，在雄山峻岭中、戈壁荒滩里，留下古朴沧桑、浩气荡荡的历史气息。
千百年来，长城承载着跌宕浮沉的历史记忆岿然屹立，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生生不息、历久弥新。曾亲历边塞风云变幻，守护丝路往来互鉴，古老长城也见证着新时代挖掘长城文化价值，在保护基础上传承与创新，以时代精神赓续中华根脉的不懈努力。
研究性保护加速升级
“老祖宗们太了不起了。”这是赵俊善经常念叨的一句话。
回望历史，为保障丝路畅通和西北边陲长治久安，汉、明等王朝因地制宜，修筑起绵延数千千米烽燧相连、墩台和关城相互守望的长城建筑体系。
其中，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的河西走廊，现存汉长城1400多千米、明长城1200多千米，有着“长城露天博物馆”之称。历经岁月与自然雕琢，河西走廊大部分保存相对较好的长城，高度依然可达4～5米。
不同于砖石长城，西北长城大多以黄土夯筑。以板为模，再填土用杖夯实的技术，在中国历史悠久。而长城的建造技术则是“升级版”：夯筑长城一般使用“熟土”，即将建筑用土碾碎炒熟或经高温处理。“这样制作出的土，夯实后不易长草，墙体稳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何双全说。
此外，河西走廊的长城还多采用过植物夹层和夯土夹层互筑的创新技术，利用植物根茎的牵引力，保持夯土墙的稳定。柴草当“钢筋”，沙石作“混凝土”——在敦煌汉长城遗址，一层沙土一层芦苇红柳的夯筑形态清晰可见。
在跨越千年的漫长岁月中，长城的“衰老”不可避免。一些地方，墙体根部酥碱、墙面掏蚀凹进、表层夯土风化、裂隙等病害多发。为保持长城文物筋骨健硕，甘肃省组织实施了90多项长城保护维修项目，包括抢险加固、维护修缮、防洪排水、防风固沙等。
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仇健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再到研究性保护，对长城本体的保护工作正在加速升级。
以嘉峪关关城为例，借助无人机等技术手段加强巡护外，当地文保部门还安装了150多个高精准度传感器，设置了多种仪器对长城墙体开裂、风化等危及文物本体安全的病害问题实时监测分析，以此为依据制定保养维护方案。
记者在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领域多场耦合实验室看到，研究人员通过对一段1:1复制的夯土城墙施加风吹日晒雨淋等温度湿度影响，实时监测样本数据变化，预演数年后长城文物和文化遗产可能产生的病害。
“我们想在避免取样的基础上，深化对长城的了解和认识。”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裴强强介绍，目前，长城保护修复的最大难点在于对古代修筑工艺的全面复原。
“文献中有用糯米浆作黏合剂的记载。但是几百年过去了，墙体中的有机质已分解殆尽，古人以何种比例调制？我们仍在摸索中。”裴强强说，“构建起长城修筑文化的指标性理论，复原长城就有了科学依据。”
在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拍摄的明长城（2023年5月16日摄）陈斌摄/本刊
体系性发掘长城文化价值
长城悠悠，跨越山川水陆，见证风云变化，凝聚起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看长城身上落满的文明印记，听长城背后堆叠的中国故事，就像为中华民族精神之魂填补血肉，让它更加鲜活丰满地存世、传世。
——“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关啬夫广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寿陵里赵负趣自言，夫䜣为千秋燧长，往遗衣用，以令出关。敢言之。”
这枚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其实是一份出关“申请书”：公元前65年，敦煌寿陵里一名叫赵负的女子请求出玉门关，为关外戍守的丈夫送去御寒衣物。
——“嘉峪关，规划尽周完。巧匠精心勤运算，良工用料不严宽，只剩一头砖。”
这是长城专家罗哲文为“一头砖”写的一首词。相传明正德年间，有一位名叫易开占的修关工匠。他精准估定修建嘉峪关，需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块砖。待工程竣工后，监事官发现多出一块砖，置于西瓮城门楼后檐台上。他想趁机发难，克扣工匠劳役工钱。易开占却称此为“定城砖”，直言如果搬动，城楼便会倒塌。此后数百年间，无人动砖，嘉峪关关城稳固至今。
曾经，这些寄托着情感、记录着传奇、闪烁着不同时代独特印记的故事，仅在长城脚下流传，或束于高阁之上，埋在故纸堆里，静待发现。
一张蓝图带来改变，为流传千年的长城故事开启了新篇章。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文化建设作出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2021年，《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落地，将长城沿线15个省区市的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串联整合，推动散落于历史角落的文化标识、精神特征重聚、关联、织补，共同彰显中华文化重要标识。
嘉峪关长城博物馆里，保存着一块从关城北面边墙出土的“长城工牌”。“工牌”正面刻有所处工段的起始和完工时间，即“加靖十九年七月初一日起初十日止第一工”；背面刻有当时施工队负责人名单：“一工李靖队起，二工梅喜队，三工王元队，四工侯勋队，五工位宗队，六工张昙队止”。这些文字佐证了长城分工段逐级承包的修筑模式。
长城修筑分工明确、责任到人的证据还有很多。在河北境内的金山岭长城，一些城砖刻有烧制年代和部队番号，如“万历五年山东左营造”“万历六年振虏骑兵营造”等。对修筑长城的参与者来说，这既是记录功勋的“纪念碑”，也是追责凭证。
明代志书《肃镇华夷志》记载：“嘉靖二十二年七月十四夜，套虏潜之关西，欲袭肃州，指挥李玉守关，病失探备，致虏掘长城，而斧斤不入，后钻地穴以入内境。”对照古人严格施工、质量至上的施工和管理制度，长城“斧斤不入”，来犯者只能打地洞入关的史料就更易理解。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系统规划建设，有助于将不同地区不同文物和文化资源中蕴藏的长城故事，串成‘连环画’，帮助今人读懂古人的精神世界。”何双全说。
仇健介绍，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对全省长城文化资源进行了系统梳理整合，计划以“河西汉塞”“明代雄关”“陇右屏障（战国秦）”三个展示园为核心，分支建立汉、明、战国秦长城三个展示带，以及融合黄河丝路文化、展示不同地域特色的8个特色长城点。预计到2023年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将初具雏形。
保护成果人人共享
明长城从武威市古浪县大靖镇长城村穿村而过。村民李丰忠家的后院墙与长城隔了约两米，“三十多年前建房的时候，专门留了这条道儿。”
村里有十几户人家挨着长城住，他们都和李丰忠一样，为长城留了“过道”。这是村里代代传下来的规矩。“这墙结实，多少年了都不见塌。从小就听老一辈念叨，不能动上面的土。”李丰忠说。
长城文化不仅包括文物本体，也涵盖其赋存环境和周边人文。感恩于“长城帮我们挡住了风沙”，城下人家代代相传保护敬畏着“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记者自东向西，沿河西走廊一路行走，途经武威、张掖、敦煌等地，看到在文化遗产人人保护传承的过程中，更多长城与人、自然与人文互动的新场景得以构建，保护成果人人共享的愿景照进现实。
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安远镇南泥湾村，是翻越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的第一个村落。
过去的几十年间，附近村庄的29户群众在长城周边修建房屋和牲畜棚圈、养殖暖棚。为更好保护长城文物资源，当地于2018年启动长城两侧历史遗留房屋和牲畜棚圈撤迁工作。
搬迁工作完成后，当地通过电商直播对外宣介古朴壮丽的人文自然风光。越来越多的游客骑行、自驾来到这里，赏高原雪山，品藏家风味。沉寂的历史资源重新焕发活力。
2023年夏天，安远镇的旅游人数创历史新高，南泥湾村的客流量达到四五万人次。游客登上海拔2000多米的观光栈道，既可以远眺马牙雪山的壮丽风光，又能将蜿蜒并行的汉明长城尽收眼底。
从武威出发，沿河西走廊西进，行至张掖市山丹县硖口村。一片面积达1.16万亩的杏林与明长城平行，肆意铺展开来，宛若一片新兴的绿洲，护卫着长城。
2014年夏天，一群大学生来到硖口段长城徒步。当时28岁的长城保护员方伟告诉他们，自己想在长城保护区域外围种植杏林，既可保护长城，又能带动农民增收。年轻人热烈响应，连续3年帮助村里种树养护。2017年，林子开始挂果。
“这几年，杏林越来越绿，长城保护越来越好，我们村也越来越兴旺。”在长城边长大的方伟说。
大方盘城位于敦煌市区90千米外，是玉门关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文物保护员，60岁的张建军和57岁的陈万英夫妇像戍边战士一样，守护着大方盘城和一段长约2千米的长城，一守就是十多年。
他们的家，是附近戈壁中唯一的“现代建筑”。屋里铺着灰色的地砖，衬得墙壁格外洁净，卧室、监控室、厕所、储存室一应俱全。屋后，陈万英开拓出一小菜地，种点儿茄子、辣椒、西红柿。屋前，是张建军的“领地”，他种上了杏树、桃树。
在这里，古老长城和生活日常兼容并蓄。在岁月点滴中永续长存。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何问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