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统一的供销合作社系统于1954年建立，形成了一个上下连接、纵横交错的全国性流通网络。这是上世纪60年代，人们在供销社里选购商品。（资料图片）
我国97%的商品已经实现市场调节价格，劳动力、资本、科技等重要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这是2017年4月15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在深圳启幕，来自72个国家和地区的4600多个专业组织、培训机构、高等院校、科技企业和人力机构参与，共有8场招聘会1258家用人单位提供31380个职位面向海内外高端人才进行招聘。（资料图片）
8月的北京夜晚，簋街胡大饭馆门前总是排起长队。胡大饭馆平均每天要消耗约4吨小龙虾。
小龙虾是吃出来的产业。小龙虾本来仅用作饵料，经过近二十年消费拉动，形成了年产值3000亿以上的产业链。很多地区把小龙虾作为主导产业扶持，自2001年起，江苏盱眙已连续举办19届小龙虾节，2004年注册“盱眙龙虾”，进入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名单。
从饵料到千亿产业，一只小龙虾，折射出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同向发力。
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计划多一些还是市场多一些，如何让政府和市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这些问题，曾经长期困扰着我们。七十年来，党领导人民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成功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这是一部思想解放史、实践探索史。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有照搬苏联经验的一面，但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作出的选择。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采取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对于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迅速建立起工业化初步基础，具有历史性作用。
1958年，全国大力发展钢铁工业，鞍山钢铁厂需要从全国抽调上千名技术人员。
远在湖南团山湖农场的雷正兴，提出申请要求到鞍钢参加祖国钢铁建设。有人问他：“东北天气冷，生活不习惯，工厂里的活还重，你不怕吗？”雷正兴回答：“不怕，东北不是也有工人在劳动吗？人家能干，我就能干。”
填报名表的时候，雷正兴正式改名雷锋，金字旁的“锋”，让他觉得自己有钢铁般的力量。
1958年11月，雷锋来到鞍钢。由于在农场开过拖拉机，他被安排去洗煤车间学开推土机。这让他有点想不通，找到车间主任问：“我是为祖国炼钢来的，为啥让我当推土机手？”车间主任说：“炼钢光靠几座平炉不行，还需要矿石、铁水、焦炭、煤气等，缺少哪一样都不行。大工业生产就像一架机器，缺哪一颗螺丝钉也不能转动。”雷锋当场表示，“我就甘当螺丝钉了，党把我拧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使劲！”
全国支援鞍钢，鞍钢也同样支援全国建设。从上世纪50年代起，鞍钢先后向各地输送钢铁建设人才12.5万名，援建了包钢、武钢、攀钢、水钢等10多家国有大型钢铁企业。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新中国工业从无到有发展了起来。
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否定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容置疑的原则。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暴露出来：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严重束缚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本应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失去活力。
计划经济的老路行不通，经典著作上也找不到答案，中国该往何处去？理论和实践呼唤着突破。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懈探索。
云贵边界，深山峡谷，372米的落差。
“鲁布革”，本义为布依族语言中的“不知道”，被勘测人员误作地名，标入地图。但就是这个“不知道”，上世纪80年代引发了对传统计划体制的强烈冲击，“鲁布革冲击波”写入中国改革开放史。
1982年，国家决定将鲁布革水电站作为水电改革开放试点。黄泥河畔，两支队伍，两种模式，展开了一场较量。
一支队伍是日本大成公司。日方仅派来30人管理团队，以市场化方式，从水电十四局合同制聘用424名工人，承建的引水系统工程不仅工期提前5个月，而且质量优良。
另一支队伍水电十四局，延续用行政命令组织施工的体制，承建的厂房枢纽工期落后近百天，首部枢纽工期整整落后一年，能否按期截流成为疑问。
两种模式的不同，一线工人体会最深。一次，中方工地急需一种特殊钻头，挪威专家想方设法用最快的速度从奥斯陆空运过来，却被搁在某办公室里闲置半个多月。与之鲜明对照，大成公司的吉普车全部停在施工现场，供工人办公事用。
工资是体制的集中反映。一位当年的台车工回忆：“在十四局拿等级工资，月收入大概50元。到了大成，每月加上奖金能有200多元，最多的一个月930多元。发的大多是1元券和角票，没东西装钱，就用安全帽装了满满一帽子。”大成按照技能高低和工作效率发放工资，大大激发了工人的干劲。
1985年2月，时任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来到鲁布革。她穿着布鞋，就走进了大成施工的隧洞。洞内干净整洁，原料工具井然有序，每次爆破之后，烟尘三分钟就随通风管道吸出。当她来到十四局施工的隧洞时，不得不换上水鞋，因为洞里污水横流，十分杂乱。
同处一条河，同干一个电站，同样是十四局人，两者差距为何这么大？鲁布革像一面镜子，照射出计划体制下基建行业的弊病：体制不顺、效率低下、队伍庞大、包袱沉重。
198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水电十四局参照日本大成公司项目管理经验，组建现场指挥所。精减管理机构，优化劳动组合，改革分配制度，强化技术措施，使用先进设备，不但抢回了耽误的工期，还创下泄洪洞大断面开挖月进尺245米新纪录，最终，电站提前108天建成。
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相结合，创造了鲁布革的奇迹。1987年6月，国务院决定在工程建设领域全面推广鲁布革水电站工程的经验。“鲁布革冲击波”，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建设管理模式，打开了中国工程建设走向市场化的一扇大门。
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廓清“姓资姓社”迷雾，摆正“计划与市场”关系，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运行一段时间之后，一些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一项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历史性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九大再次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位于深圳南头半岛的前海，昔日的滩涂如今高楼林立，高端产业聚集，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诞生超过3万家企业。
2016年，随身宝科技创始人郭玮强到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参观，宽敞的办公空间、高效的服务体系、完善的生活配套，特别是公开透明的政策法规环境，让他当时就做出留下来的决定。如今，公司成功完成两轮融资，生产的智能银包、智能行李箱远销海外。
企业成长背后，是市场与政府的各得其所、相得益彰。以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法治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管理改革为特征，“前海模式”成为深圳速度的新概括。
七十年的探索实践说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一规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都发挥好，就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
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40年前，深圳“敢为天下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破冰、探路。如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深圳再出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赵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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